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拉开了当代全球化的帷幕（Crafts and Venables, 2003）。尤其得益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的进步，跨国企业活动、服务贸易和全球价值链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Das，2010）。因此，目前地区间不平等的趋势变得与以前不同（Lindert等人，2003）。
在进行后续讨论之前，我先阐明概念上的差别。这里的地方间不平等指的一是国家之间二是国家内部区域之间的人均收入不平等。该文主要从趋同和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城市集聚和国家异质性的角度讨论全球化对国家间不平等和国家内区域不平等的贡献。

首先，我们讨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如图1中1980年后的曲线所示，国家间的不平等总的来说在当代全球化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一现象主要来自于亚洲巨头中国和印度在1978年和1991年之后出现的快速增长（Sala-I-Martin，2002）。这同时也得益于亚洲四小龙（韩国、Hong Kong, China、新加坡和Taiwan, China）在战后的强劲增长（如图2所示）。他们成功地追赶上了发达国家。Bourguignon（2015）的研究表明，1990年至2010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下降了20%以上。

图1： 世界不平等趋势的演化|来源：Bourguignon（2015）

然而，如果不考虑这些亚洲国家，国家间不平等的减少并不明显，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最贫穷的国家仍然落在后面。同时，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也放缓了，有的甚至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Eichengreen等人，2013）。正如图2所展现的，巴西虽然在当代全球化初期（1990-1995）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但随后（1995-2005）却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停滞，没有与发达经济体接轨。

图2：跌入和逃离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来源：Kanbur和Venables（2005）

大多数国家内部的区域间不平等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学者们的研究（Kanbur和Venables，2005）证实了26个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区域不平等仍在上升。这一现象主要是城市-农村和沿海-内地差距的激增导致的。纵观1975年至2005年， 高收入国家的区域不平等也在上升，尽管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增长趋势大于发达国家（Rodríguez-Pose，2012）。

那么问题就来了，全球化到底如何影响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不平等现象的？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国际要素流动和技术外溢可能有助于减少国家间的不平等。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已经开始在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如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以实现利益最大化（Dunning，1977）。这种领导-追随者的关系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 穷国通过干中学来学习新技术，提高生产力，缩小技术差距（Kemeny，2011）。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处于要素积累阶段，而发达国家已达到技术前沿（Barro和Sala-i-Martin，1995）。这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活动能更容易获得较高的增长率，而发达国家受限于尖端技术的发展而增长率放缓。信息技术形成的服务数字化进一步推动了服务贸易，特别是引发了中等收入国家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型（Zhu等人，2022），进一步加速了它们追赶发达国家的势头。

然而，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少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化的春风引来的技术追赶动了发达国家的奶酪。这些新兴国家的发展很可能受到重重阻碍，这减缓了国家间不平等的下降趋势。当代全球化下，贸易不再只交易完成品，而更多的转向碎片化生产网络，进行中间产品和价值链任务贸易（Taglioni和Winkler，2016）。这就给了巨头控制供应商、制造商的机会，打破了传统贸易理论中存在完全竞争的假设（Inomata, 2017）。图3展现的自行车的零件来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Bianchi在意大利进行了所有的设计、模型和创新工作，而Taiwan, China 只是使用来自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的零部件组装自行车。

图3:单车从哪儿来？|来源：WDR 2020 team

类似的模式也出现在苹果的价值链分工中。如图4所示，研发设计等高价值附加阶段的生产都只发生在欧美国家，而Taiwan, China的富士康只负责最后的零部件组装过程 （Grimes 和 Sun, 2016）。不同的价值创造任务表明中等收入国家实现收敛的条件是从低附加值（组装生产）向高附加值（设计分销）链攀升。然而，这些案例中的巨头却将他们锁定在低附加值任务中来避免潜在的市场竞争（Gereffi等人，2005）。巴西的制鞋业案例给出了巨头在价值链治理中的一个具体做法：他们会在订单方面限制后入企业，对他们进行技术诉讼从而阻止其从原始设备制造商升级为自有品牌制造商（Navas-Aleman，2011）。

图4: iPhone生产中的价值创造|来源：Mudambi (2008)

那么，东亚四小龙是如何成功的呢？他们的成功应更多地归因于对高等教育和创新的重视，以及当地完善的机构（Kharas和Kohli，2011），而不是全球化。当然，这不是说全球化毫无作用，实际上全球化放大了他们在人力资本和创新技术上的努力。

他们成功地开发了最新的技术，占据高附加值的产业链，可持续地从全球生产中受益（Lee等人，2018）。然而，一些新兴国家虽然缺乏这样的内部因素，无法从资源驱动转向生产力驱动的增长，但仍然遵循以投资而不是以创新为基础的战略（Acemoglu等，2006），这样做很容易在全球生产中被发达经济体所捕获。更有甚者，一些非洲国家不仅缺乏创新能力，还存在内部冲突，而导致了无法挽回的衰退。这意味着，有利的内部环境是全球化减少国家间长期不平等的关键。

图5:亚洲四小龙|来源：Wikipedia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讨论为什么国家内部的区域不平等呈现增长的趋势了。正是这种由当代全球化引发的服务贸易 & 跨境投资活动与知识、创新经济互动的模式加剧了聚集效应，激活了城市地区作为生产中心的重要性（Scott等人，2001），因而扩大了国内的区域不平等。根据新经济地理模型（Krugman，1991），国内企业和制造商聚集在一个地方以追求规模经济。服务贸易增加了对定制产品的需求，而全球价值链则增加了研发伙伴关系。这些都提高了对隐性知识的需求，需要面对面的交流来建立信任和降低交易成本（Leamer和Storper，2001）。

这意味着跨国企业倾向于将子公司设在这些城市地区，以接近其供应商或客户（Iammarino和McCann，2013）。这些依赖于知识溢出和创新的活动，更有可能在城市地区发生，因为生产者都聚集在这里。反过来，国内企业也会迁往城市以进入国外市场。而留学生也更愿意在有许多跨国企业的大城市工作（McCormick和Wahba，2003）。因此，全球化加速了资本在城市地区的集中（Paluzie，2001），扩大了地区间的不平等。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发达国家，全球化对区域不平等上升的影响较小（Ezcurra和Rodríguez-Pose，2013），因为发达国家的不平等水平低，完善的制度更鼓励经济活动的分散。发达国家内部的区域不平等程度远远小于发展中国家（泰国的区域不平等程度是澳大利亚的19倍（Rodríguez -Pose，2012）。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各地区的可及性和要素禀赋的差距相对较小。透明的政府和互信的社区分布更均匀（Rodríguez-Pose和Storper，2006）。

因此，贸易和投资活动可能在发达国家成散点状，而不是像发展中国家集中在几个地方。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一般都有良好的再分配机构来抵消区域不平等的趋势。还有一个方面，贸易开放主要改变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因为许多欠发达国家还停留在农业生产（Rodríguez-Pose and Gill, 2006）。从第一产业到制造业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集聚效应，因为制造业比农业和采矿业更依赖于规模经济而不是自然资源禀赋（例如，采矿业必须依赖于矿物的位置）。这表明，内部要素禀赋决定了全球化对区域不平等的影响。

总的来说，在当代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不平等减少了，但国家内部的区域不平等却增加了。一方面，由于服务贸易和技术外溢的增加，全球化减少了国家间的不平等。然而，低创新和机构能力阻碍了全球化对国家间不平等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全球化促进了知识经济和产业转型，但也因此增加了城市和产业集聚，扩大了国家内部的区域不平等。由于更加分散的集聚模式和完善的制度的存在，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区域不平等影响较小。总之，全球化对地方间不平等的贡献取决于一些内在因素（技术、制度和内部禀赋），这些因素是长期影响不平等的关键。

图片来源：Financial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