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国的贫困主要有三个特点。首先，由城乡差距引起的农村贫困普遍存在。其次，由改革政策引起的省际和区域之间的贫困扩大。最后，发生在省级以下微观层面（县级和乡村级）的地理贫困县。本文为“贫困形成探索”文章的第一篇，作者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简单梳理与介绍我国从改革开放至今在对抗此种贫困的努力和政策。

我国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形成是多重原因的，在宏观层面上，城乡差距一直是中国不平等和贫困的主要因素之一，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前的经济结构。在改革开放前，农业生产被相对高额的农业税所限制。人民公社的的生产方式也限制了农村的产出。
农业经济发展的相对缓慢与城乡人口流动的限制都导致了农村贫困的加剧 (Yao, 2000; Whyte, 2014; Zhao, 2000)。即使在全国贫困率呈下降趋势的改革开后，这种分化的趋势仍在持续。依据世界银行专家Matin Ravallion 和 陈少华（2007）的研究表明城乡不平等在1980年至2001年间稳步增加。尽管农村贫困总体上有了显著改善，但根深蒂固的城乡差距和偏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改革政策意味着中国的贫困仍然主要是农村现象。

中国贫困的地域集中性也是一个突出的特征。沿海省份的农村贫困减少速度显著快于其他地区 (Ravallion 和 Chen, 2007)。地域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偏向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经济改革。东部沿海地区拥有相对发达的基础设施和更有利的贸易地理位置，因此吸引了更多的私人投资。优惠政策如设立特别经济区进一步推动了东部的增长 (Lu 和 Wang, 2002)。

我国贫困也有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即东部沿海省份收敛于更高的收入增长均衡，而西部内陆省份收敛于较低的均衡 (Tian 等人，2016)。如图1所示，中国的农村贫困分布非常不均匀，农村贫困人口最多和贫困人口比率最高的省份都是位于西南的内陆省份。在2017年，这个集群的农村贫困人口总数占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总数的27% (Liu等人，2019)

省际不平等的特征表明偏向沿海地区的改革政策促成了宏观层面的区域农村贫困形成。地理（空间）外部性在微观层面的区域贫困形成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Jalan 和 Ravallion (2002) 提出的地理贫困陷阱理论表明，空间因素对农村家庭福利有直接和持久的影响。各个地区的地理外部性降低了农户私人投资的生产力。因此，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生活在资源富裕地区的贫困家庭最终会摆脱贫困。相反，生活在资源匮乏地区的相同家庭的生活水平将会停滞或下降。

地理外部性的概念可以被理解为地理资本，也可以理解为农户生产方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地理资本例如道路，山地地形，沿海或内陆位置是外生决定的并影响私人投入的边际产出。因此，由于流动性有限，生活在地理资本效率低下地区的家庭在摆脱贫困方面面临显著的限制。
Luo 等人 (2020) 根据2001年至2016年的县级面板数据发现了在有地理环境的县份人均收入的"非凸"动态路径表明贫困陷阱的存在。相比之下，在其他地方的县份并未发现这种增长模式。证据也表明，道路密度，坡度，海拔，耕地和偏远程度等空间条件显著影响中国的贫困分布 (Liu 和 Xu, 2016; Zhou 等人, 2019; Tian 等人, 2018)。

从以上讨论中可以明显看出，我国的贫困主要有三个特点。首先，由城乡差距引起的农村贫困普遍存在。其次，由改革政策引起的省际和区域之间的贫困扩大。最后，发生在省级以下微观层面（县级和乡村级）的地理贫困县。下一篇文章中我将简单梳理与介绍我国从改革开放至今在对抗此种贫困的努力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