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在科研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其跻身 2025 年《自然指数》排名前列便凸显了这一转变。该指数通过追踪和公平对比各国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的贡献度，数据显示中国在高质量自然科学研究产出方面已超越美国。

尽管如此，中国科研仍面临重大挑战。例如，在突破性发现的产出以及科研成果商业化方面，中国仍有提升空间。中国高校专利转化率始终低于 5%，而美国的年均专利转让率超过 54%。此外，一些中国企业仍依赖进口技术，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技术。

这一创新瓶颈因全球趋势而加剧：新冠疫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中美技术紧张关系升级，不仅扰乱了国际合作，也加深了中国对实现国内技术自主的需求。随着全球格局变化及中美 “脱钩” 压力增大 ，中国当前面临着构建更强科研自主性的紧迫任务。

高影响力研究。柱状图显示 2015-2024 年中国、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高影响力科学出版物的增长情况。中国以 249% 的增幅领先，其他国家增幅温和。

中国可在 2022 年以来的进展基础上继续推进 ——2022 年起，中国科研政策转向 “有组织科研” 模式，强调使命驱动型科学研究、全国资源动员及跨机构协作。通过组建任务导向型团队，聚焦科学前沿与经济需求中的紧迫挑战，该政策旨在推动对国家战略重点领域（如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生物医药及基础科学）具有关键意义的科研突破。

本文将概述这一政策转变，探讨面临的挑战，并为平衡国家集体目标与个体科研创造力提出建议。

大科学时代

现代科学深受社会、政治及制度因素影响。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包括以下方面。

科研组织方式。2023 年，中国成立中央科技委员会，以强化党对国家科技事业的领导。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协调 “战略科学” 发展 —— 即与国家优先事项和长期目标相契合的研究。

在国家层面，2022 年以来，全国 300 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SKLs，中国顶级研究中心）已完成重组，以促进跨机构协作。例如，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与上海复旦大学的合作实现重组，旨在借助学术界与产业界的优势互补，推动太阳能技术创新。

在机构层面，各高校正搭建新型研究平台。例如，南京中国药科大学去年成立了智能药学研究院，将人工智能与药物研发纳入统一的集中式框架。通过整合资金、人才及跨学科专业知识，该研究院致力于简化人工智能驱动的药学研究；同时，通过 “智能药学产学研联盟” 等举措与顶尖制药企业紧密合作，以解决实际产业挑战。

世界最深、最大的地下实验室位于中国西南部的锦屏山地下2400米处

资源动员方式。大型科学项目需要海量资源，远超单一机构或小型研究团队的能力范围。2024 年，为更好地引导资源流向并使研究与紧迫的国家优先事项相匹配，中国将重点研发计划的管理责任从科技部移交至行业主管部门（如水利部）。为加强中国在国际大科学计划中的参与度，2024 年 5 月启动了最新的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项目，计划资助约 169 个合作项目，总预算约 3.04 亿元人民币（约合 4240 万美元）。

相比之下，个体研究人员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和更少的资源。作为个体科学家主要资金来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面上项目，2022 至 2024 年间平均资助额度下降 8.1%，而申请量激增 53%，这表明独立研究的 funding 机会日益有限 。

科研评价方式。科研评价体系正在重塑。技术转移及实际影响在科研与科学家评价中的权重不断提升。例如，去年发布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管理暂行办法》修订版更强调研究成果而非学术论文，尤其关注突破如何转化为实际应用。

中国如今鼓励科研人员践行 “顶天立地” 的科学家理念。“顶天” 代表对前沿研究的追求，“立地” 则强调服务国家需求、产生切实社会影响。这一口号集中体现了中国科研评价的整体转向：科学家不仅要在学术声誉上表现卓越，还需解决实际问题、助力国家竞争力提升。

新出现的担忧

尽管这一政策必将带来成效，但我们发现 “有组织科研” 政策面临三大挑战，可能阻碍中国实现全部预期目标。

首先，中国高校仍主要按传统学科划分，政府资源也分配至特定院系。然而，这种结构往往难以应对复杂的国家优先事项（如实现碳中和）—— 这类目标需要能源系统、化学、环境科学及管理学等多学科协同努力。

对此，跨学科研究单位和平台已开始涌现，但它们往往仍与现有学科结构纠缠。例如，2023 年成立的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与传统院系存在大量重叠：其 113 名研究人员同时隶属于原学术机构。这种双重隶属关系导致 faculty 时间和研究资金的竞争，限制了研究院作为独立跨学科研究驱动力的能力。

此外，结构性障碍依然存在。科研人员申请经费和晋升时仍需申报学科归属，其工作通常由同领域同行评审。因此，机构层面缺乏鼓励跨学科或跨单位协作的动力。

其次，中国政府组织科研和分配资源的方式可能将科学家引向少数特定领域，这可能抑制基层创新、限制学术自由。一个例证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在总预算中的占比下降 —— 这类项目以范围广泛、由研究者自主驱动为特点，2023 年占比仅 31.5%，低于 2013 年的 51.0%。这一趋势表明，寻求自主、好奇心驱动的研究支持的科研人员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机器人技术是中国共产党重点研究领域之一，与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并列。图片来源：杜子轩/新华社/eyevine

尽管使命导向型模式能动员国家力量实现特定目标，但可能导致科学研究的单一化，并削弱小规模研究 —— 一些研究表明，小规模研究更具生产力，也更可能产生原创性或颠覆性发现 。

另一风险在于政府优先事项的波动性。当国家支持撤出时，整个研究领域可能陷入停滞。历史上的一个例子是 1993 年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SSC）项目因预算超支、管理问题及政治支持减弱而终止。该项目原本旨在发现希格斯玻色子，这一成就最终由瑞士日内瓦附近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于 2012 年实现。SSC 的取消警示我们：无论潜在价值如何，政治意愿的转变可能扼杀长期科学努力。

第三，大规模、高投入的 “大科学” 往往将决策权和资源集中在少数顶尖科学家手中。边缘化或资历较浅的研究人员可能难以有意义地参与大型项目；即便参与，在奖项、荣誉和资源的公平分配方面也可能出现问题。

中国大学依靠与产业界的战略合作来拓展电池研究。图片来源：Qilai Shen/Bloomberg

前进之路

在此，我们提出几点建议以缓解这些挑战。

作为中国主要科研资助机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已采取措施支持跨学科研究，成立了交叉科学部。但该部门目前仅资助大型项目 —— 去年资助了 68 个，而其他部门如信息科学部同年资助了 2203 项面上项目和 2719 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尽管对大型项目的重视与政府的有组织科研议程一致，但忽视了跨学科研究领域个体科研人员的职业发展需求。为填补这一空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及类似机构可考虑两项改革：其一，在交叉科学部下设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培育自下而上、研究者驱动的倡议；其二，试点新的申请渠道，取消当前要求申请者明确学科归属的规定 —— 这一要求通过狭窄定义的评审专家组筛选提案，限制了跨学科研究。

这些变革可使跨学科科学更易开展、更可持续且更具吸引力，尤其对年轻研究人员而言。

中国如何成为生物技术超级大国

政府和高校应改革认可与奖励体系，以更好地认可个体科研人员在有组织研究项目中的贡献。当前中外通用的学术晋升和终身教职制度，对科研人员参与跨学科协作存在抑制作用 。例如，中国的国家级荣誉（如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通常表彰大规模团队成果，但荣誉往往归于个别首席研究员。

中国大学依靠与产业界的战略合作来拓展电池研究。图片来源：Qilai Shen/Bloomberg

为解决这一不平衡，可采用 “叙事总结法”：科研人员提供详细的书面或可视化说明，阐述其对项目的贡献，并辅以可验证材料（如实验室记录）。这种方法使政府、资助机构和高校的 evaluators 能够超越论文本身评估影响力。

关键是，并非所有研究项目都应采用相同标准。与应用项目不同，基础研究或 “蓝天研究”（其实际应用可能不明显）需要更长的评估周期。此类项目可在数年后进行最终评估，每三年进行一次中期评审，并提交年度进展报告，以确保透明度和问责制。

相比之下，有组织的应用研究可通过注重实际贡献的影响导向型方式评估。研究团队可能需要提交 “影响组合报告”，展示其工作如何满足社会需求。例如，2021 年英国科研卓越框架（REF）改革将影响权重从 20% 提高至 25%，纳入对经济、文化和公共政策的贡献。这一指标如今为研究评估和资金分配提供依据 —— 中国可考虑借鉴这一模式。

毫无疑问，研究已进入大科学时代，其特征是大规模跨学科协作及政府与产业界的巨额投资。

当前的挑战是找到恰当的平衡：支持大型协同项目，同时不扼杀往往催生突破性发现的好奇心与创造力。一个成功的研究生态系统必须既能容纳宏大愿景，也能为探索自由留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