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精选翻译，原文标题为The Trump FCC is leveraging public trust for political gain, the Brookings, 2026.03.24
民主的健康运转，离不开权力的边界与制衡，而公共监管机构的中立性，正是这份制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作为美国最高广播监管机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本应坚守技术与经济监管的本职，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维护媒体行业的正常秩序。
但在特朗普时期，这一机构却逐渐沦为政治操弄的工具，其主席布伦丹·卡尔在特朗普的授意下，以广播许可证续期为筹码，向媒体施加政治压力，迫使媒体在商业生存与言论立场之间做出妥协。这种赤裸裸的权力越界，不仅扭曲了媒体的传播本质，更侵蚀着美国民主制度的根基，值得我们深入审视与反思。
特朗普时期，FCC的政治化倾向愈发明显，布伦丹·卡尔主导下的监管行为，早已背离了机构设立的初衷，沦为特朗普打压异己、控制舆论的工具。当特朗普不喜欢媒体对其政府的报道时，便会动用各种手段进行威胁，而卡尔则主动加入这场舆论围剿，将FCC的监管权力变成了政治报复的武器。
操弄并非隐晦的暗示，而是赤裸裸的施压，从吉米·坎摩尔秀的停播，到伊朗战争期间的媒体噤声，再到对《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的指责，一幕幕场景都彰显着权力对舆论的粗暴干预。
卡尔曾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那些传播虚假信息、扭曲新闻的广播公司，现在有机会在执照续期前纠正方向”，这番话看似是维护公共利益，实则传递着明确的政治信号：要么让报道与政府立场保持一致，要么冒着失去商业生存基础的风险。
而特朗普更是直言不讳，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赞卡尔“正在审查一些腐败且极度不爱国的‘新闻’机构的许可证”，毫不掩饰其利用FCC打压异见媒体的意图。更值得注意的是，卡尔发出威胁之时，常身处特朗普的海湖庄园，有目击者称曾看到他与特朗普私下交谈，这也从侧面印证了FCC的监管行为早已被纳入特朗普的政治议程。
这种政治施压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媒体陷入两难的生存困境。广播媒体不同于纯粹的数字平台，其运营必须持有FCC颁发的许可证，且需要定期续期，这一制度设计本是为了规范行业发展，却在政治化操弄下变成了束缚媒体的枷锁。
去年，派拉蒙为使FCC批准其与天空之舞传媒的并购案，不得不做出妥协，对旗下CBS新闻网进行改革，取消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措施，甚至同意支付1600万美元用于特朗普未来总统图书馆的建设。而Nexstar集团因正推进收购Tegna电视广播公司，在卡尔威胁吊销执照后，迅速宣布停播批评特朗普的《吉米·坎摩尔秀》，随后ABC及母公司迪士尼也被迫跟进，无限期停播该节目。这些案例都表明，当监管权力与政治利益绑定，媒体的商业利益便会成为被拿捏的软肋，言论立场也不得不向权力妥协。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政府不得因言论的观点而对其进行惩罚，这一规定并非空洞的条文，而是美国自治体系的基石，自共和国建立之初，就确立了“拒绝由掌权者决定公众可获取哪些信息”的原则。国会在《通信法》第326条中进一步重申了这一精神，明确禁止FCC行使“审查权”或干涉广播公司的言论自由，这意味着FCC的本质是技术和经济监管机构，而非判断新闻真伪、控制舆论走向的“真理部”。
但特朗普时期的FCC，却彻底背离了这一法理底线，将监管权力异化为政治审查的工具，模糊了权力运行的边界。
事实上，卡尔的威胁看似强硬，实则缺乏坚实的法律支撑。据公益律师及FCC内部民主党委员安娜·戈麦斯透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FCC从未吊销过任何一家大型广播公司的执照，因为这会引发旷日持久的法律战，而媒体完全可以依据第一修正案提起诉讼，维护自身权益。卡尔的威胁之所以能奏效，并非因为其具有法律杀伤力，而是因为这种威胁本身所传递的政治信号，足以让依赖许可证和并购审批的媒体公司产生恐惧。这种“未达目的却先施压”的做法，本身就违背了《通信法》的核心原则，也动摇了法律的权威性。
更值得警惕的是，FCC的政治化操弄，还破坏了广播媒体的双重属性平衡。广播媒体历来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一项公共信托，使用的是美国人民拥有的频谱资源，肩负着服务公共利益的义务；同时也是一项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需要通过市场运营维持生存。
当这两种属性协调一致时，媒体才能既坚守公共责任，又实现商业可持续，进而维护民主的正常运转。但当政府以监管优待或报复为筹码，将媒体的编辑选择与商业利益绑定，媒体的激励机制便会发生扭曲，经济考量的核心从“什么对受众有利”转变为“什么能避免监管报复”，公共信托的属性被弱化，商业利益的妥协成为常态，这无疑是对民主基石的严重动摇。
FCC的政治化操弄，其危害远不止于个别媒体的妥协，更在于引发媒体行业自我审查的蔓延，最终导致民主问责机制的失守。新闻工作者的核心职责，是保持怀疑精神，挖掘真相、监督权力，寻找社会运行中的不妥之处，而这种职责的履行，离不开自由、宽松的舆论环境。
但当媒体时刻担心因批评政府、挑战官方叙事而失去执照，担心因言论立场不符而影响商业生存时，自然会主动收敛锋芒，放弃对权力的监督，陷入自我审查的困境。
近年来，美国媒体行业的自我审查趋势愈发明显。除了《吉米·坎摩尔秀》被停播，CBS也曾宣布停播《斯蒂芬·科尔伯特深夜秀》，尽管CBS坚称这是财务决策，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与科尔伯特公开批评电视台向特朗普提供“巨额贿赂”有关。
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解雇了政治分析师马修·多德，《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伦·阿蒂亚被解雇，均因发表了与特朗普政府立场不符的言论。这些案例背后，都是媒体在政治压力下的自我妥协，而这种妥协带来的后果，就是新闻报道失去客观性与批判性，变成“对掌权者更安全”的内容，而非“对公众更有益”的信息。
当媒体失去监督权力的勇气，民主问责机制便会形同虚设。宪法的制定者们深知，言论自由并非自动生效，它需要时刻警惕，尤其是在当权者认为批评令人不快的时候。建国先贤们确立的法律保护，目的就是为了让媒体能够自由发声，成为监督权力的“第四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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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FCC的政治化操弄，让这种保护在实践中被大打折扣。当监管与报复的界限变得模糊，当媒体不得不在真相与生存之间做出选择，最终受损的不仅是个别新闻机构的命运，更是美国民众的知情权。如果公民只能听到当权者想让他们听到的话，只能获取被政治压力筛选过的信息，那么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信息透明与权力制衡，便会彻底崩塌。
事实上，美国广播电视数字新闻协会曾发表声明，指责卡尔“拿着公文包的恶霸”行径不会吓退记者，强调记者们会继续坚守报道职责。联邦法官也曾裁定五角大楼针对媒体的限制性新规违宪，重申了媒体受宪法保护的权利。这些反抗与裁决，彰显了对权力越界的抵制，但这并不足以改变当前的困境。要扭转这一局面，需要卡尔明确重申FCC不会将许可证续期政治化，需要国会明确《通信法》第326条的约束力，更需要媒体自身抵制自我审查的趋势，坚守公共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