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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美国的关税政策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这场转折并非偶然，而是特朗普政府长期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集中爆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帕布罗·法杰尔鲍姆和耶鲁大学的阿米特·坎德尔瓦尔，在《布鲁金斯经济活动论文集》2026年春季刊中发表了题为《2025年关税：对美国经济的短期影响》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基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人口普查局的海量数据，通过构建动态贸易模型，对2025年美国关税调整的影响进行了全面评估。两位学者在论文中明确指出，2025年美国平均关税税率的跃升，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推向了至少80年来的顶峰，其力度远超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关税调整——当时美国仅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平均关税税率未超过4%，而2025年的调整则实现了“全面覆盖、大幅提升”，涉及几乎所有主要贸易伙伴和多数行业。
美国关税收入占GDP的比重，2005年8月至2025年8月。资料来源： 经合组织平均数据截至 2022 年。美国数据截至 2023 年。2025 年 8 月的估计数据来自财政部月度声明
更值得关注的是，若以关税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衡量，美国当前的贸易政策比过去110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严格。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关税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0.83%，这一数值不仅是2024年的3倍多，更是2015年的5倍以上，甚至超过了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时期的0.7%。要知道，斯穆特-霍利关税作为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贸易保护政策，曾导致全球贸易额大幅萎缩，加剧了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大萧条，而2025年美国的关税力度已然超过了这一“危险阈值”。
但令人意外的是，这场力度空前的关税调整，对美国整体经济的短期影响却远没有预期中剧烈。根据法杰尔鲍姆和坎德尔瓦尔的模型评估，关税对美国GDP的影响仅在0.1%到-0.13%之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结果让许多经济学家感到意外。
这一看似矛盾的结果，背后有着明确的逻辑支撑，核心在于关税带来的双重效应相互抵消。一方面，关税作为一种特殊的税收，为美国联邦政府带来了巨额的财政收入，2025年美国关税收入达到2640亿美元，是2024年850亿美元的三倍多，这笔巨额收入不仅填补了部分财政赤字，还为政府的国内产业补贴政策提供了资金支持。
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生产商尤其是受关税保护的制造业企业，在关税壁垒的保护下，减少了来自进口商品的竞争，得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价格，从而获得了更高的利润回报。这两方面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美国进口商缴纳的关税成本，以及关税对部分行业造成的冲击，最终形成了短期的经济平稳态势。
但短期的经济平稳，并不意味着关税调整没有产生分配层面的影响，相反，这种影响已经开始在不同群体之间显现。研究表明，大约90%的关税成本已转嫁给美国进口商，而外国出口商仅通过降低关税前价格承担了约10%的成本，这意味着美国国内企业和消费者正在间接承受大部分关税压力。
具体而言，进口商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将关税成本转嫁到商品价格上，导致国内市场上的进口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尤其是电子产品、服装、家具等依赖进口的商品，价格涨幅达到5%-15%，直接增加了消费者的生活成本。而对于依赖进口原材料的美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和零售业企业，关税导致其采购成本大幅上升，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部分中小企业甚至面临生存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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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关税的实际影响范围也被部分因素稀释，这也是其短期影响温和的重要原因。首先，除中国外，美国大部分出口商品并未面临报复性关税。法杰尔鲍姆和坎德尔瓦尔的研究发现，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主要贸易伙伴，虽然对美国的关税调整表达了不满，但并未大规模实施报复性关税，仅对部分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加征了少量关税，这使得美国出口并未受到严重冲击。
其次，公布的关税税率高于边境实际征收的税率，由于存在大量的关税豁免条款和海关监管漏洞，部分进口商品实际上并未按照公布的高税率缴纳关税，有效降低了关税的实际影响。此外，57%的进口商品可免税进入美国，其中包括大部分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符合《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的商品，这两个国家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其免税商品涵盖了汽车、农产品、能源等关键领域，进一步削弱了关税对整体经济的短期冲击。
从政策目标的实现情况来看，关税在部分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更多关键领域则进展缓慢，甚至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其中，政府增加联邦收入和推动与中国脱钩的目标已初步显现：264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大幅缓解了美国的财政压力，而自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加征关税以来，美中贸易额持续下降，并在2025年出现“显著加速”的态势，2025年美中商品贸易额较2024年下降了18%，这一趋势符合政府“与中国脱钩”的政策导向。
但在其他关键目标上，目前仍缺乏明确的积极信号：2025年美国整体商品贸易逆差较2024年略有上升，从8900亿美元增至9100亿美元，这与政府“减少贸易逆差”的目标背道而驰；制造业就业人数也出现小幅下降，2025年制造业就业人数较2024年减少了0.3%，未能实现“增加制造业就业”的承诺；而降低进口价格、增加与友好国家贸易、将战略产业迁回美国等目标，要么尚未看到成效，要么还为时过早难以判断。
此外，研究还发现，美国的关税政策与贸易伙伴的地缘政治联盟关联不大，对北约等国防盟友征收的关税仅比对世界其他地区略低，这一做法引发了盟友的不满，也对美国的外交关系造成了潜在担忧。
自2025年1月起，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开始全面落地，其覆盖范围之广、调整频率之高、政策复杂性之强，使得对关税实施效应的监测变得尤为重要。为了帮助各界准确掌握贸易政策及贸易流量的变化，布鲁金斯学会联合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美墨加协定倡议，推出了“美国关税追踪器”，这一数据交互工具基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人口普查局、劳工统计局的实时数据，成为解读2025年美国关税政策实际效应的重要窗口。
该追踪器包含三个核心仪表盘，分别从贸易流量、关税水平和价格变化三个维度，清晰呈现了关税调整带来的具体影响，用户可以通过自定义视图，查看不同行业、不同贸易伙伴在不同时间段的变化情况，为企业决策、政策分析和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从关税实施的范围来看，2025年美国的关税调整呈现出“全面覆盖、差异化实施、动态调整”的特点，其复杂程度远超以往。特朗普政府不仅提高了对中国、欧盟、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税，将对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提高至25%，对欧盟、日本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提高至15%，还针对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对不符合《美墨加协定》的进口商品加征10%-25%的关税，尤其是汽车、农产品等关键领域。
同时，美国还对钢铁、铝、汽车、铜和木材等多个行业征收全球关税，其中钢铁和铝的关税税率高达25%，汽车及零部件的关税税率达到20%，这些行业被政府视为“战略产业”，希望通过关税保护实现产业升级和自主可控。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税的税率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随着与各国贸易协议的达成情况动态调整，再加上大量针对特定商品和企业的豁免条款，使得整个关税体系变得极为复杂。美国与韩国就汽车贸易达成协议后，对韩国汽车的关税税率从20%降至10%；对部分医疗设备、半导体原材料等商品，政府推出了关税豁免政策，允许企业免缴部分关税；而对于那些与美国达成“互惠贸易协议”的国家，关税税率也会相应降低。这种差异化、动态化的关税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关税对部分行业的冲击，但也增加了企业的经营不确定性，使得企业难以制定长期的采购和生产计划。
关税追踪器的实际应用，让我们得以清晰看到关税对各行业和贸易伙伴的具体影响，这些影响虽然在整体经济数据中难以显现，但在细分领域已经十分突出。在贸易流量方面，仪表盘数据显示，关税调整引发了企业的“提前囤货”行为，最为典型的就是初级金属制造业。
2025年1月，在232条款对钢铁和铝征收关税生效前，美国初级金属制造业的进口额大幅增长至43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的95亿美元增长了四倍半以上，大量企业为了规避后续的高关税，提前进口钢铁、铝等原材料，导致短期进口额激增。同样，在8月铜关税生效前，铜制品的进口额也出现了类似的激增，环比增长达到35%。这种短期的进口激增，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短期经济数据，但也导致企业库存积压，后续进口额出现大幅回落，不利于行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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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关税水平方面，追踪器的计算显示，2025年美国制造业的计算关税（即预估进口关税）出现显著跃升，从2024年的820亿美元增至2025年的2580亿美元，这一增长主要源于《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IEEPA）和第232条款关税的实施。其中，第232条款针对钢铁、铝等战略产业的关税，贡献了约40%的关税收入；而基于IEEPA实施的国家层面关税，贡献了约30%的关税收入。
此外，加拿大的预估平均关税率则在2025年再次飙升，从2024年的3.2%增至2025年的12.5%，原因是美国重新对加拿大钢铁和铝征收第232条款关税，并新增了对铜和汽车的关税，这也导致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额出现小幅下降，2025年加拿大对美出口较2024年下降了5.2%。
价格维度的变化则进一步揭示了关税的传导效应，这种效应不仅影响进口商品价格，也间接影响了国内商品价格。关税追踪器的价格仪表盘显示，加拿大贸易价格指数的百分比变化远比欧盟、中国等其他主要贸易伙伴波动更大，2025年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价格同比波动幅度达到18%，而欧盟和中国的这一数值分别为6%和8%，这与美国对加拿大关税的频繁调整密切相关。
而在初级金属制造业，2025年初，墨西哥、加拿大和欧盟的进口价格通胀出现明显上升趋势，同比涨幅达到12%-15%，这也间接反映了关税对进口商品价格的推动作用。这种价格上涨最终会传导至下游行业和消费者，导致国内制造业生产成本上升，消费者生活成本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关税追踪器的数据每月都会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更新，其提供的自定义视图功能，还能让用户清晰看到不同行业、不同贸易伙伴在关税调整后的变化。用户可以通过追踪器查看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关税影响，发现2025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半导体产品额下降了22%，而从韩国、中国台湾进口的半导体产品额则上升了15%，这表明企业正在通过调整供应链来规避关税。此外，追踪器还提供了关税措施标记功能，用户可以查看特定关税政策生效的时间的和具体内容，从而更好地分析关税对贸易流量和价格的影响，为企业决策和政策分析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外，关税实施的法律依据也随着政策推进发生了重要变化，这进一步加剧了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总统在没有获得国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IEEPA）擅自加征约70%的关税属于越权行为，这一裁定使得此前基于该法律实施的关税全部无效，涉及金额超过1800亿美元。
但仅一天后，特朗普总统就宣布将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和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5%的全球关税，这一举措不仅引发了国内企业和消费者的不满，也加剧了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这种法律依据的频繁变更，使得企业难以判断未来关税政策的走向，进一步抑制了企业的投资意愿。
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表述中，关税被赋予了多重目标：减少贸易逆差、维护国家安全、将生产带回美国，而增加财政收入则是其中一个常常被提及的附加目标。政府官员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高关税不仅能保护国内产业，还能为联邦政府带来巨额收入，缓解财政赤字压力。
但布鲁金斯学会的杰伊·尚博在2025年11月发表的《关税是一种特别糟糕的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一文中，明确指出了这种观点的误区——关税是一种特别糟糕的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其看似带来的短期收益，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经济成本，长期来看甚至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这种隐形代价往往比短期收益更加深远。
从关税收入的本质来看，其核心弊端在于扭曲性，这也是关税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现代税收方式的最大区别。杰伊·尚博指出，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税收，而几乎所有税收都会对经济造成一定的扭曲，但关税的扭曲性尤为突出——它要么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进而减少整体财政收入；要么会因为扭曲性过高，让企业找到规避方法，最终无法带来预期的收入，甚至两者兼而有之。
这样扭曲性的根源在于，关税针对的是进口商品，而进口商品往往是国内生产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的商品，关税的征收会人为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导致国内资源从生产效率高的行业流向生产效率低的行业，从而降低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
2025年美国关税收入占GDP的比重已接近1%，是十年前的五倍多，接近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五倍，而达到这一水平，美国需要征收极高的扭曲性关税。杰伊·尚博的研究显示，通常只有小岛屿国家或非常贫穷的国家，才会依赖关税收入占GDP1%以上的水平维持政府运转，这些国家贸易占GDP比重高，无需过高关税就能获得可观收入，例如瓦努阿图的关税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5%以上，但该国贸易占GDP的比重超过80%，且产业结构单一，缺乏其他有效的税收来源。
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贸易占GDP的比重仅为25%左右，要实现关税收入占GDP1%的水平，就必须征收极高的关税，这种高关税带来的扭曲效应会更加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也会更强。
关税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在短期可能被巨额关税收入和企业短期利润增长所掩盖，但在长期会逐渐显现，甚至对经济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经济学研究表明，开放贸易能提升各行业的生产效率，而关税作为贸易壁垒，会直接降低生产效率。Furceri等人2020年的研究发现，关税每提高3.6个百分点，产出就会下降0.4个百分点，按照这一比例，10%的关税会导致GDP长期下降约1.1个百分点。
而以2025年美国实际关税水平（约10.5%）估算，贸易量若减少10%，可能导致美国经济规模长期萎缩1.5%至2.5%，每年经济增长率下降约0.2个百分点。这一影响看似微小，但长期累积下来，将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按照美国2025年GDP约28万亿美元计算，每年经济增长率下降0.2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损失约560亿美元的经济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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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警惕的是，关税带来的经济增长放缓，还会反过来减少财政收入，形成“恶性循环”。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估计，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政府将损失约4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若关税导致贸易额下降10%，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未来十年将造成约2万亿美元的财政损失，这足以抵消关税带来的短期收入增益——2025年关税收入仅为2640亿美元，即使未来十年关税收入保持这一水平，总金额也仅为2.64万亿美元，难以弥补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财政损失。此外，关税还会导致国内消费和投资减少，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形成“关税上调—消费投资减少—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减少”的恶性循环。
关税的弊端还体现在累退性和对企业、消费者的直接损害上，这种损害往往被短期经济数据所掩盖，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普通民众的生活和企业的发展。关税是一种典型的累退性税收，也就是说，低收入家庭需要支付比高收入家庭更高比例的收入用于关税。杰伊·尚博的研究显示，美国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中，约30%用于购买商品，而这些商品中，受关税影响的进口商品占比高达40%；而高收入家庭的收入中，仅约15%用于购买商品，受关税影响的进口商品占比仅为20%。这意味着，低收入家庭需要将收入的12%用于支付关税，而高收入家庭仅需支付3%，关税的累退性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这与美国政府“促进公平”的政策导向背道而驰。
对于企业而言，关税会大幅增加其原材料采购成本和生产成本，尤其是在全球供应链高度整合的今天，企业依赖跨越国界的复杂供应链，大范围关税会迫使企业改变采购渠道，转向成本更高、效率更低的供应商，最终降低企业竞争力。
福特汽车公司就曾在2025年第三季度的财报中表示，由于关税导致钢铁、铝等原材料采购成本上升，公司在美国的投资将减少12亿美元，同时裁员约2000人。除了福特汽车，美国半导体行业也受到了严重影响，由于对中国半导体原材料加征关税，美国半导体企业的采购成本上升了18%，部分中小企业因无法承受成本压力而倒闭。此外，关税还会导致企业的出口成本上升，美国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2025年美国出口额较2024年下降了3.5%，其中农产品、汽车等行业的出口下降最为明显。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关税会直接推高进口商品价格，让他们不得不为心仪的商品支付更高费用，损失了贸易带来的消费福利。2025年，美国进口商品价格平均上涨了8.5%，其中服装、电子产品、家具等商品的价格涨幅超过10%，一台进口笔记本电脑的价格较2024年上涨了150美元，一件进口羽绒服的价格上涨了80美元，这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无疑增加了生活负担。此外，关税还会导致国内商品价格上涨，因为国内企业在关税保护下，无需面对进口商品的竞争，得以提高产品价格，进一步增加消费者的负担。
此外，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隐患，这种不确定性比关税本身的影响更加深远。2025年美国关税的税率、适用范围频繁调整，再加上最高法院的裁定和政府的应对举措，使得企业难以进行长期规划和投资——企业无法确定未来关税是否会继续上调，也无法判断关键投入品的采购成本是否会大幅增加，因此最保守的选择就是暂缓投资，等待形势更加明朗和稳定。布鲁金斯学会的调查显示，2025年美国企业的投资意愿较2024年下降了12%，其中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意愿下降最为明显，达到18%，这种投资放缓将直接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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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美国的关税政策还违反了部分国际协议，既打击竞争对手，也波及北约等友好盟友，这对美国的外交关系和国际影响力造成了严重打击。美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重要成员，其关税调整违反了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多个国家已向WTO提起诉讼，要求美国取消高关税。此外，美国对欧盟、日本、加拿大等盟友加征高关税，引发了盟友的不满，欧盟已对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加拿大也减少了对美国能源产品的进口，这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出口利益，也削弱了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领导力。这种外交关系的损害，往往比短期经济影响更加深远，可能导致美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逐渐被孤立。
2025年美国的关税调整，无疑是一场充满矛盾的政策实践：它将贸易保护主义推向了近百年的顶峰，却在短期内未对整体经济造成显著冲击；它带来了巨额的关税收入，却埋下了经济增长放缓、产业竞争力下降、外交关系受损、贫富差距扩大的多重隐患；它试图实现减少贸易逆差、增加制造业就业等多重政策目标，却在核心目标上进展甚微，反而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布鲁金斯学会的多项研究共同指向一个明确的结论：关税或许可以作为短期政策工具，在特定时期缓解部分经济压力，但绝不能成为长期依赖的财政手段或贸易策略，其背后的隐形代价，终将在长期显现并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回望历史，斯穆特-霍利关税的教训早已告诉我们，贸易保护主义从来都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良药，反而可能加剧经济困境。1930年，美国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将平均关税税率提高至59%，导致全球贸易额大幅萎缩，美国出口额下降了60%，失业率飙升至25%，最终加剧了经济大萧条，这一教训成为全球贸易史上的警示。如今，2025年美国的关税调整，虽然力度不及斯穆特-霍利关税，但在全球供应链高度整合、各国利益深度绑定的今天，其潜在的危害不容小觑。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美国的关税政策不仅会影响自身经济，也会波及全球贸易格局，导致全球贸易额下降、供应链断裂，最终损害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
短期来看，关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和部分政策成效或许能让政府获得暂时的收益，让部分受保护的产业获得短期发展，但长期来看，其带来的经济扭曲、效率下降、贫富差距扩大、外交关系受损等隐形代价，终将让美国经济付出沉重的代价。杰伊·尚博的研究显示，若美国长期维持当前的关税水平，未来五年经济增长率将下降1个百分点以上，财政赤字将进一步扩大，制造业竞争力将持续下降，最终陷入“高关税、低增长、高赤字”的困境。而法杰尔鲍姆和坎德尔瓦尔的研究也指出，若其他国家开始大规模实施报复性关税，美国经济的短期影响将大幅扩大，GDP可能下降0.5%以上，贸易逆差将进一步增加，这将让美国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更值得思考的是，贸易的本质是专业化分工带来的互利共赢，各国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开展贸易往来，才能实现共同发展。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拥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产业基础，本应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而不是通过关税构建贸易壁垒、追求所谓的“贸易公平”。这种做法本质上是违背了贸易的基本规律，忽视了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收益，最终只会损害自身的长远利益。2026年，美国关税政策仍充满不确定性，最高法院的裁定、新的全球关税计划，以及其他国家的应对措施，都将继续影响美国经济和全球贸易格局。
或许，美国需要重新审视其贸易政策的核心目标：究竟是追求短期的关税收入和贸易保护，还是着眼于长期的经济健康和国际合作？究竟是通过构建贸易壁垒来规避竞争，还是通过提升自身竞争力来应对全球挑战？答案其实早已明确：在封闭中走向衰落，在开放中实现繁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2025年的关税风暴，不仅是对美国经济的考验，也是对全球贸易秩序的挑战。在短期平静的表象之下，我们看到的是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全球化的博弈，是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的抉择，是单边主义与多边合作的对抗。
而最终的答案，或许将在时间的沉淀中逐渐清晰——毕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封闭中实现持续繁荣，也没有任何一项贸易保护政策，能够真正守护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
对于美国而言，放弃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回到多边贸易体系，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才是实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维护自身国际影响力的正确选择。而对于全球各国而言，面对美国的关税政策，应坚持多边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秩序，推动全球化进程朝着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才是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最佳方式。毕竟，在全球化的时代，合作共赢才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