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自《柳叶刀》
两份权威报告共同勾勒出全球精神健康的整体图景，疾病负担持续攀升、人群差异特征明显、治疗资源缺口巨大、社会结构性因素不断施压，多重问题交织之下，精神卫生早已超出单纯的医学范畴，成为关乎全球公共卫生、人权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议题。
从整体规模来看，2023年全球精神障碍患病人数约为11.7亿，对应每10万人口中年龄标准化患病率为14210.7例。1990年至2023年间，全球精神障碍患病人数增长了95.5%，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增长24.2%，几乎所有类型的精神障碍患病人数都在增加。其中焦虑症、重度抑郁症、心境恶劣障碍、神经性厌食症等疾病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增幅尤为显著。
伤残调整生命年是衡量疾病负担的常用指标，它综合了因疾病导致的早死和残疾带来的健康损失。2023年，精神障碍造成的伤残调整生命年约为1.71亿，在全球所有304种疾病和伤害中排名第五位，较1990年的第十二位有明显前移。在伤残所致生命年损失这一指标上，精神障碍占全球总量的17.3%，高居所有疾病首位。单病种来看，焦虑障碍的疾病负担在所有疾病中排名第十一位，重度抑郁障碍排名第十五位，是贡献精神疾病负担最主要的两类疾病。世卫组织的统计也显示，2019年全球焦虑症患者已达3.01亿，其中包括5800万儿童和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约2.8亿，占全球总人口的3.8%。此外，躁郁症患者约4000万，精神分裂症患者约2400万，儿童自闭症患病率约为百分之一。
年龄维度上，精神障碍的疾病负担在15到19岁青少年群体中达到峰值。这一年龄段正处于身心发育的关键阶段，精神健康问题会对个人后续的教育发展、职业选择和人际关系建立产生长期影响。不同年龄段的高发疾病类型存在明显区别，儿童早期阶段，孤独症谱系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更为常见，且男孩患病率高于女孩。进入青春期后，焦虑和重度抑郁的患病率快速上升，成为影响青少年精神健康的主要问题。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14%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自杀是15到29岁人群的第四大死因。每年全球有超过7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58%的自杀发生在50岁之前。自杀未遂人数是自杀死亡人数的许多倍，有过自杀未遂经历的人，后续自杀死亡的风险会显著升高。性别差异同样十分显著。
2023年数据显示，全球所有年龄段的女性精神障碍患者总数为6.2亿，男性为5.52亿。从伤残调整生命年来看，女性累计损失9260万年健康寿命，明显高于男性的7860万年。研究认为，这种性别差异源于多重社会因素的叠加，家庭暴力、性侵创伤、更繁重的家庭照护责任，以及结构性性别歧视，都推高了女性的精神疾病风险。世卫组织的报告也提到，新冠大流行期间，女性受到的精神健康冲击比男性更严重。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女性占比也始终高于男性。地域分布上，1990年至2023年间，全球所有地区的精神障碍负担都呈现上升趋势。高收入地区如澳大拉西亚、西欧的负担率相对更高，荷兰、葡萄牙、澳大利亚等国处于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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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部分地区的负担增速十分迅猛。不同国家之间的疾病负担差距明显，越南的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生命年率为每10万人1302.4，荷兰则达到每10万人3555.8。按社会发展指数划分，高社会发展指数地区的负担率整体高于中等和低发展指数地区。
与沉重的疾病负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治疗缺口。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估算，全球仅有约9%的重度抑郁障碍患者能够获得最低限度的充分治疗。在90个国家中，这一比例甚至低于5%。全部204个国家和地区里，只有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等少数高收入国家，治疗覆盖率勉强超过30%。世卫组织的统计同样反映了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数据显示，全球71%的精神病患者无法获得精神卫生服务。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差距十分明显，高收入国家中70%的精神病患者能得到治疗，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仅为12%。
抑郁症的服务差距更为突出，即使在高收入国家，也只有三分之一的抑郁症患者能获得正规精神卫生保健。为抑郁症提供最低限度适当治疗的比率，从高收入国家的23%到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3%不等。社会层面的污名化与歧视，是阻碍患者求助的另一重障碍。世界各地的社区和护理系统中，对精神卫生问题患者的污名化、歧视和侵犯人权行为普遍存在。目前仍有20个国家将自杀未遂定为刑事犯罪，这种规定不仅违背人权原则，还会让有自杀倾向的人因害怕受罚而不敢寻求救助。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更是经常遭遇强烈的污名化，面临社会排斥，在普通医疗、教育、住房和就业等领域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人权被侵犯的情况十分常见。
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进一步放大了健康不平等。社会中最贫穷和处境最不利的人群，往往最容易患上精神疾病，也最不可能获得适当的服务，形成患病与贫困的恶性循环。患有严重精神卫生问题的人，平均比一般人群早死10到20年。这其中既有精神疾病本身的影响，也有共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医疗资源可及性差等因素的作用。精神分裂症患者早年死亡的概率较普通人群高出2到3倍，死因多为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和传染病等躯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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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负担的持续上升，背后是多重结构性风险因素的共同作用。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战争和气候危机，都是影响精神健康的全球性威胁。童年时期遭受性虐待和欺凌，是日后患上抑郁症的主要原因之一。新冠大流行更是给全球精神健康带来了显著冲击，仅在大流行的第一年，抑郁和焦虑症的患病率就增加了25%以上。这种患病率的大幅上升，主要源于疫情带来的社会隔离状态。人们在正常工作、寻求亲友支持和参与社区活动方面的能力受到限制，孤独感、对感染和死亡的恐惧、丧亲之痛以及经济担忧，共同构成了强大的压力源。卫生工作者群体中，长期高强度工作带来的疲惫，更是诱发自杀念头的主要因素。
原本就患有精神障碍的人群，在感染新冠后，住院、重症和死亡的风险都高于普通人群，其中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和年轻患者面临的风险更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暴露了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的脆弱性。新冠大流行期间，精神、神经和物质使用障碍方面的服务，在所有基本卫生服务中受干扰最为严重。许多国家的自杀预防等挽救生命的核心服务，都受到了严重干扰。到2021年底，服务情况虽有改善，但仍有大量人群无法获得针对原有和新发精神卫生问题的必要护理与支持。面对面服务中断后，很多人转向线上寻求支持，凸显了可靠数字干预工具的迫切需求。但在资源有限的国家和地区，开发和部署数字干预措施仍然面临很大挑战，进一步拉大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服务差距。
面对精神卫生的严峻形势，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基本的行动共识。世卫组织所有194个会员国都签署了《2013~2030 年精神卫生综合行动计划》，承诺通过一系列政策与服务举措，逐步改善全球精神卫生状况。过去十年的实践证明，针对性的系统干预能够带来切实改变，全球精神卫生工作已经在部分领域取得了进展。
但整体来看，改变的速度还远远跟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精神卫生的需求仍然长期被忽视。各国政府在精神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普遍偏低，且资金分配结构不合理，其中三分之二都分配给了独立的精神病院，没有投向社区精神卫生服务。而社区服务恰恰是更贴近患者、更具成本效益、也更能保障患者生活质量的服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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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精神卫生一直是最受忽视的公共卫生领域之一，得到的关注和资源与其造成的巨大疾病负担完全不匹配。要推动局面改善，首先要深化对精神卫生工作的重视，持续加大资源投入力度。各国需要确保卫生和其他相关部门配备足够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来匹配人群的精神健康需求。同时要坚持推行循证政策与实践，建立强有力的信息和监测系统，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的疾病监测能力亟待加强。提升重视程度还包括推动精神卫生问题患者参与社会和决策的各个方面，通过患者的亲身参与来消除污名和歧视，缩小服务差距，促进社会正义。
精神卫生与公共卫生、人权和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对精神卫生领域的投资，本质上是对全民生活质量和社会长期发展的投资。其次要从社会环境层面入手，重塑影响精神健康的各类场景。这项工作不能只依靠卫生部门，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参与，系统梳理精神健康的社会和结构性决定因素，通过综合干预措施降低发病风险，提升人群心理韧性，消除患者参与社会生活的各类障碍。
具体行动包括打击亲密伴侣暴力，减少对儿童和老年人的虐待与忽视，为儿童早期发展提供高质量养育照护。为有精神卫生问题的人提供生计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在学校层面，既要持续打击校园欺凌，也要系统引入社会和情感学习课程，提升青少年的心理调适能力。在医疗领域推动观念转变，切实保障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利。城市规划层面增加绿色空间供给，同时限制与自杀相关的高危险杀虫剂的使用，从源头减少自杀风险。
两份权威报告用详实的数据共同说明，全球精神卫生危机已经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现实挑战，且仍在持续发酵。从1990年到2023年，患者人数接近翻倍，疾病负担排名不断前移，这一趋势背后既有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的短期冲击，也有贫困、不平等、社会疏离等长期结构性因素的累积作用。
精神健康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私事。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接触到受精神卫生问题困扰的人，也都可能在人生某个阶段面临心理困境。它也不是单纯的个人意志问题，而是与社会环境、制度保障、资源供给紧密相关的公共议题。时至今日，全球仍有绝大多数患者连最低限度的规范治疗都无法获得。污名与歧视仍在阻挡人们求助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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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各国政府持续加大投入，完善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需要社会各界消除偏见，营造包容支持的环境，也需要每个人正视精神健康的价值，给予自己和他人更多理解与尊重。精神健康不该是少数人的奢侈品，而是全人类的基础健康需求。对精神卫生的每一分投入，最终都会转化为个体的福祉、社会的稳定与长远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