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新冠疫情与地缘冲突所推动的全球化转型出发，系统梳理特朗普 MAGA 经济学推动制造业回流与实施高关税的政策逻辑，并将其与马克思有关制造业发展的论述及传统重商主义加以比较。帕帕瓦教授指出，MAGA 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现代重商主义，其理论基础并不牢固，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前景也难言乐观。

• 新冠疫情与俄乌战争冲击全球供应链，推动超级全球化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对抗式全球化：全球供应链开始通过友岸布局、近岸布局与本土布局（含产业回流）重构路径。

  
  

• 对致力于重振美国经济的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而言，友岸布局与近岸布局均不可接受：MAGA 经济学完全以本土布局为核心 —— 不仅要让此前外迁的制造企业回流国内，还要推动所有制造业企业优先在美国本土经营。

  
  

• 提升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占比的核心手段是征收高额关税。重视制造业的政策取向与卡尔・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存在表面相似性，但更直接的思想溯源是重商主义者的经济主张 —— 早在 18 世纪，亚当・斯密就已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批判。

图自BBC

制造业企业从发达国家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外迁的浪潮，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推动这一进程的因素包括：发达国家工业利润率下滑、工资水平上涨、工会力量增强，以及 1973 年与 1979 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为寻求更低的劳动力成本，企业开始将纺织、电子、组装、家电生产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搭建起全球供应链的基础设施，成为产业外迁的另一重要推手。

值得注意的是，去工业化的影响不仅限于发达国家，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未能幸免。这种 “过早去工业化” 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后果（如经济增速下滑）与政治后果（如民主治理失效）（罗德里克，2015）。

发达国家经济 “卸下” 制造业的 “包袱” 后，将发展重心转向金融、服务业、信息技术、咨询、知识产权、平台经济等相关领域。

由此，全球经济形成了新的分工格局：发达国家以高端金融、服务与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制造业则主要集中在发展势头较好的发展中国家。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国际贸易活跃度提升与全球供应链扩张，为超级全球化奠定了经济基础（罗德里克，2011，第 200-201 页）。

众所周知，2020 年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出现严重中断（如斯宾塞，2021）。这一问题自然引发了各界共识：必须增强全球供应链的韧性（如马林，2021）。

2022 年 2 月俄乌战争爆发，西方国家随后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问题与强化韧性的诉求变得更加紧迫（英国广播公司，2024）。

2026 年 2 月美以对伊朗发动袭击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引发了新一轮全球供应链中断（巴赫蒂亚里，2026）。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同样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动荡（帕帕瓦、别季阿纳什维利，2025）。

图自AFP

新冠疫情与上述几场战争发生后，超级全球化时代已然落幕，对抗式全球化取而代之的趋势已经十分清晰（帕帕瓦，2022b）。一种更完善的全球化形态正逐步显现轮廓（罗德里克，2022），其核心大概率将围绕经济安全展开（帕帕瓦，2022a），而全球供应链韧性将成为关键优先事项。

为保障全球供应链稳定，友岸布局（将供应链转移至友好国家）、近岸布局（将产能迁至邻国，通常是接壤国家）与产业回流（常被误等同于本土布局 / 内岸布局，指将生产迁回母国）三类模式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埃勒贝克，2023）。笔者认为，“本土布局（内岸化）” 的内涵比 “产业回流” 更宽泛：它不仅包含此前外迁企业的回流，也涵盖从未在该国布局过的企业赴当地设厂经营（帕帕瓦，2025）。换言之，“产业回流” 仅指原有外迁企业的回归，而 “本土布局” 同时包含 “产业回流” 与新增企业赴当地布局两层含义。

特朗普对美国传统贸易伙伴加征新一轮关税后，友岸布局与近岸布局对美国而言已基本无从谈起。排除友岸布局的典型例证，是美国对英国（麦基尔南，2025）与欧盟（格尔扎纳、伊尔泽茨基，2025）加征关税 —— 而这两个经济体直到不久前还被视为美国的战略伙伴。与此同时，关税政策也波及美国的近邻加拿大与墨西哥（白宫，2025），意味着近岸布局同样被美国排除在外。

在此背景下需要明确：美国倾向于本土布局，不代表其他国家也会放弃友岸布局与近岸布局。恰恰相反，这些国家大概率会更积极地寻找新合作伙伴，哪怕对方同样受到美国贸易战的冲击。最明显的例子是，为应对特朗普的贸易战，中国与欧盟修订经贸关系的可能性正不断提升（麦克莫罗等，2025；拉托纳，2025）。

本土布局与特朗普 “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施政纲领高度契合，是落实 “美国优先” 议程的核心基础。该理念认为，通过本土布局可以重振美国经济，提升美国制造业就业规模 —— 目前美国制造业就业规模仅为德国、中国与俄罗斯的约 40%（格里戈里耶夫，2026，第 132 页）。

推动本土布局需要减少进口，同时提升美国作为经营目的地的吸引力，核心手段是对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加征进口关税。这套重振美国经济的思路，正是 MAGA 经济学（MAGAnomics）的核心内容（马尔瓦尼，2017）。

本土布局不仅意味着原有外迁企业回流，还吸引更多制造企业赴当地布局，这一过程可被定义为国民经济的 “制造业化”。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对美国经济制造业化的强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卡尔・马克思与重商主义者 —— 后两者均将制造业的存在与发展视为经济的核心要务。

卡尔・马克思认为制造业的优先级高于贸易与服务业（特雷根纳，2013），因为剩余价值产生于制造业生产环节（马金森，1998），服务业仅能创造部分剩余价值（特雷根纳，2011）。

但与卡尔・马克思不同的是，唐纳德・特朗普完全不关注剩余价值的创造。因此，二者在制造业议题上的相似性仅停留在表面。

卡尔·马克思（德语：Karl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德国政治哲学家、经济学家、记者与革命家。他最著名的著作是1848年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著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以及其一生心血结晶、三卷本的《资本论》（1867–1894年）；后者以其唯物史观理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分析。马克思的思想及其后续发展统称“马克思主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将 MAGA 经济学的核心政策工具与重商主义进行对比，更具分析价值：二者都主张通过高额关税改善与几乎所有贸易伙伴的贸易收支。MAGA 经济学与重商主义的相似性（巴罗，2019），尤其是在追求国家战略利益层面的共性，是显而易见的。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早在 18 世纪中叶，亚当・斯密就已对重商主义做出了系统且被广泛认可的批判（如沃洛等，2007）。

亚当·斯密（英语：Adam Smith，1723年6月5日（受洗）—1790年7月17日），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常被誉为“经济学之父”[8][9][10]或“资本主义之父”[11]。他写了两本经典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其中《国富论》试图阐述欧洲产业和商业发展历史，是第一本现代的系统化经济学著作，被视为经济学思想发展的里程碑。这一著作提出了许多经典理论，包括自由市场经济、劳动分工、绝对利益和市场自发调节等观念，奠定了古典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

当然，MAGA 经济学与重商主义存在相似性，不代表二者没有差异 —— 比如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特征是殖民资源掠夺，而美国并无殖民地（霍夫曼，2025）。由于 MAGA 经济学与经典重商主义并不完全等同，学界提出了 “现代重商主义” 这一专门概念（延森，2024）。

尽管普遍认为中国是典型的现代重商主义国家（萨勃拉曼尼亚，2026），其经济由政府主导，通过产业补贴与汇率操纵推动发展，但这不能成为美国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理由（如安德鲁斯，2025）。

客观而言，新冠疫情也为美国 “现代重商主义” 的兴起提供了现实依据（安德鲁斯，2025）。笔者认为，美国因俄乌战争对俄罗斯实施的部分经济制裁，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具体而言，美国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加征 500% 关税（卡瓦略，2026），完全符合 “现代重商主义” 的逻辑 —— 高额关税是其偏好的政策工具。考虑到中国与印度合计消费了俄罗斯 80% 以上的海运原油出口，这类制裁的针对对象十分明确（欧文斯，2026）。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 MAGA 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单薄且存在内在矛盾（哈尔达尔，2025），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套缩减美国贸易逆差的方案收效甚微，还可能给美国自身及其贸易伙伴带来负面影响（罗德里克，2025）。与此同时，对于 MAGA 经济学的核心目标 —— 通过关税政策重振美国制造业 —— 相关前景预测也并不乐观（李，2025）。

但无论美国的 “现代重商主义” 走向如何，全球经济的制造业化进程都值得关注，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图自Reuters

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20 世纪 90 年代起形成的全球化高阶阶段，核心特征是贸易壁垒大幅降低、生产环节高度跨国拆分、全球供应链深度整合，商品与资本的跨国流动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本文认为疫情与地缘冲突标志着该阶段走向终结。

对抗式全球化（Confrontational Globalization）本文作者提出的阶段概念，指超级全球化退潮后，地缘政治博弈、阵营化对立与贸易摩擦主导的全球化新阶段。各国优先保障经济安全与供应链自主，全球合作的对抗性显著上升。

友岸布局（Friendshoring）供应链重构的主流模式之一，指将生产环节转移至政治立场一致的盟友国家，通过缩小地缘政治风险保障供应链稳定，是当前西方经济体供应链调整的核心方向。

近岸布局（Nearshoring）又称近岸外包，指企业将海外产能从远距离国家转移至地理位置邻近的接壤国家，兼顾物流成本、供应链响应速度与生产稳定性。

本土布局（Inshoring/Onshoring）又称内岸化，是供应链全面本土化的统称：既包含此前外迁企业的产能回流，也包含全新企业赴本土设厂，最终目标是提升本国制造业产能与产业占比。

产业回流（Reshoring）指跨国企业将已经转移到海外的工厂、生产环节迁回母国的行为，是本土布局的组成部分，通常由关税政策、供应链风险、本土产业补贴等因素驱动。

MAGA 经济学（MAGAnomics）取自特朗普 “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口号，是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统称，核心是以高额关税缩减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落实 “美国优先” 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

过早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提出的概念，指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较低、尚未完成工业化积累时，就出现制造业占比持续下滑、经济过早向服务业转型的现象，通常会拖累长期增长潜力。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16-18 世纪欧洲主流的经济思想与政策体系，核心逻辑是 “贸易顺差 = 财富积累”，主张国家通过关税壁垒保护本土产业、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依靠贸易优势壮大国家实力。

图自BBC

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指劳动者在生产中创造的、超出自身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被资本所有者无偿占有，是利润的核心来源；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主要产生于制造业生产环节。

供应链韧性（Supply Chain Resilience）指供应链在遭遇疫情、战争、自然灾害等外部冲击时，抵御中断风险、快速恢复正常运转的能力，是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调整的核心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