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目前有超过 5700 万人患有痴呆，这一数字预计到 2050 年将增长近两倍，给个人、家庭、医疗系统和社会经济带来沉重负担。此前柳叶刀痴呆委员会的研究指出，约 45% 的痴呆病例可归因于全生命周期中可改变的风险因素，涵盖早年教育水平不足、中年听力下降、高血压、肥胖、缺乏运动，晚年社交孤立、空气污染等十二类因素。

但现实中，公众普遍存在 “痴呆无法预防” 的错误认知，对可改变风险因素的了解程度也很低，这成了预防工作最大的障碍之一。过去多数研究聚焦于个体层面的个性化干预，比如经典的芬兰 FINGER 研究，通过多维度生活方式干预延缓认知衰退。但这类干预往往覆盖人群有限、运营成本高、长期参与度难以维持，还可能因为需要专业医疗资源而加剧健康不平等，在中低收入地区更难推广。

相比之下，面向全体人群或社区的公共卫生干预，比如媒体宣传、社区教育、数字健康项目等，理论上能覆盖更多人，更公平地推进痴呆预防。但这类手段实际效果如何，一直缺乏系统的证据汇总。近期发表在《柳叶刀・健康长寿》的一项系统综述，填补了这一空白。研究团队汇总了来自 8 个国家的 12 项相关研究，全面评估了不同人群级别的痴呆预防干预效果，也点出了当前领域的短板与未来方向。

论文原文：doi.org/10.1016/j.lanhl.2026.100869

纳入本次综述的 12 项研究，覆盖澳大利亚、比利时、智利、中国、丹麦、荷兰、波多黎各和美国八个国家，单一样本量从 51 人到 8360 人不等，干预模式涵盖大众媒体宣传、数字教育课程、社区落地项目等多个类别。不同模式的实际效果差异非常明显，并非所有投入都能获得对等的回报。

大众媒体与多渠道宣传活动是最常见的人群干预形式，优势是覆盖面广，劣势是知识转化效果普遍偏弱。五项采用这类模式的研究中，只有比利时和智利的项目观察到了较为明显的认知提升，其余三项的整体人群改善都非常有限。比利时的全国宣传活动结束后，人群中认为痴呆风险可以降低的比例提升了 10.3%，12 项风险因素中有 10 项的知晓率出现显著上升。智利在老年中心开展的多渠道宣传，结合海报、手册和专属网站，六个月后受访者中知道如何预防痴呆的比例从 32.7% 上升到 61.4%，和医护人员讨论预防话题的比例也翻了一倍多。

图 1：筛选研究流程图，以及从这些研究中获取的个体参与者数据（IPD）和汇总数据

但荷兰、丹麦和澳大利亚的全国性媒体活动，都没有在整体人群层面观察到显著的认知改善。荷兰的全国宣传活动结束后，整体人群的风险降低认知率只从 54.6% 微升到 55.7%，只有明确表示接触过活动的人群，认知水平才明显高于没接触过的人。丹麦的全国活动同样没有改变整体认知率，仅在特定风险因素的知晓率上有微小提升。澳大利亚的全国性宣传项目，仅提升了 “中年之前采取行动有益” 这一项认知，对整体风险因素知晓率、个人降低风险的信心都没有显著影响。

从传播数据看，传统媒体的实际触达率普遍不高。比利时的活动只有 2% 的受访者能认出宣传物料，澳大利亚单渠道的曝光率仅 0.6% 到 9.3%。相对的，搭配线上工具的模式能获得更多实际参与，丹麦的活动配套了在线风险评估工具，累计完成超过 14 万次评估；比利时的线上筛查工具获得了近 2.5 万次访问。

教育与互动类干预的知识提升效果更为稳定，在所有干预类型中表现最突出。八项报告了知识结局的研究中，教育类项目几乎全部出现了显著改善。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项目，将个性化痴呆风险报告与四周的在线开放课程结合，参与者不仅在痴呆预防知识上有明显提升，三年随访中可改变风险因素的整体状态改善了 26%，是所有研究中行为改善幅度最大的一项。

荷兰的免费在线大脑健康课程，也让参与者对痴呆可预防的整体认知显著提升，15 项风险因素中有 12 项的知晓率上升，三个月随访时，参与者的地中海饮食依从性提高，女性的饮酒量下降、认知活动增加。还有美国的在线教育平台研究发现，互动性更强的网络研讨会，比静态的博客文章更能提升预防知识，同时还让参与临床试验的意愿从 42% 提升到 86%。这类干预的局限在于覆盖人群相对更窄，参与者大多本身就有健康意识、学历水平偏高，且参与留存率会随时间下降，荷兰的这项课程三个月随访时只剩一半左右的参与者。

社区嵌入式干预依托本地场景和熟人网络开展，在触达弱势人群、改变实际行为上有独特优势。中国武汉的一项社区研究最有代表性，项目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每月一次专家讲座，第二阶段增加手册发放、讲座频率翻倍，这两个阶段结束后，居民的痴呆知识、筛查参与率都没有显著变化。

直到第三阶段引入 19 名经过培训的社区意见领袖，也就是居民身边有威望、受信任的人，在日常交流中传播知识、鼓励筛查、带头践行健康行为，六个月后居民的知识得分大幅提升，对痴呆的污名化态度减少，社区免费筛查的参与率直接从 23.9% 升到了 46%。

美国洛杉矶针对非裔人群的项目也显示，适配本地文化的线下科普活动，搭配针对性的短信提醒，比单纯的线下讲座效果更好，一个月后阿尔茨海默病知识提升最明显。波多黎各的咖啡馆教育结合社交媒体的模式，也在当地人群中获得了不错的知识提升效果和传播广度。还有澳大利亚的互动艺术展，也能有效提升参观者改变生活方式的动机，停留时间越长的人，动机提升越明显。

表 1：汇总属性：各研究的基线横断面数据、结局事件数量及随访时长

从所有研究的结果来看，干预效果的差异，本质上是对行为改变规律的契合程度不同。被动的信息投放很难直接改变人的行为，只有让人们主动参与、感知到自身风险、获得可行方法的干预，才能真正推动行为变化。

主动参与的效果远好于被动接收。大众媒体宣传本质上是被动的信息传递，人们即使看到了内容，也很少会主动加工并转化为行动。而教育类、互动类项目需要参与者主动投入时间学习，信息接收更深入，加上练习、反馈环节，更容易转化为知识和行为。社区意见领袖模式则是把信息嵌入日常社交场景，通过熟人信任降低心理门槛，比陌生的官方宣传更容易被接受。

个性化风险评估与教育的组合，是目前验证过的增效最强的模式。澳大利亚的在线课程项目之所以能实现 26% 的风险因素改善，很重要的原因是先给参与者出具个人专属的痴呆风险报告，再配套对应的教育内容。这符合行为改变的经典规律，人们首先需要意识到自己的风险，才会从 “没想过改变” 进入 “考虑改变” 的阶段，后续的教育内容才能发挥作用。如果只讲通用的健康知识，人们很容易觉得 “这事和我无关”，也就不会付诸行动。

图 2：基线睾酮浓度与以下相对风险关联的汇总曲线和森林图

但即使是有效的干预，也会面临多重行为改变障碍。四项专门调研了障碍因素的研究，得出的结论高度一致，排在前三位的障碍分别是知识不足、动机不足、时间与经济限制。丹麦的调研显示，30.7% 的人认为自己知识不够，22% 的人缺乏动机，19.1% 的人没有时间。比利时的调研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知识不足是主要障碍，其次是动机不足和经济限制。荷兰的调研也显示，知识不足是最普遍的障碍，占比 37.1%。

不同人群面临的障碍也有差异。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报告动机不足，年龄更大的群体更容易受知识不足的困扰，年轻人和高学历人群则更多提到时间不够，经济限制对低收入、低学历人群的影响更大。这些差异也解释了为什么通用的宣传活动效果有限，因为不同人群的痛点不一样，统一的信息很难同时解决所有人的障碍。

现有很多媒体宣传效果不佳，也和投入不足、持续时间短有直接关系。公共卫生领域的经验显示，要改变人群层面的慢性病相关行为，通常需要持续、反复、多渠道的曝光，足够的资金支持。但纳入研究的很多媒体项目预算有限，投放周期多在几个月到一年多，很难形成足够的认知渗透。荷兰的研究者就明确提到，项目预算受限是效果不及预期的重要原因。

这也意味着，人群干预不能只靠单一手段，而需要分层配合。广谱的大众媒体宣传负责建立基础认知，让公众知道 “痴呆是可以预防的”，同时引导有需求的人使用在线风险评估工具，完成初步的风险自查。对于风险较高、有改变意愿的人，再提供深度的在线教育、社区支持等个性化干预。这种从广覆盖到深干预的阶梯式策略，既能保证公平性，也能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丹麦的宣传活动配套线上风险评估，获得了 14 万次参与，就是这种模式的初步尝试。

表2：按男性性激素五分位数划分的癌症死亡和新发癌症诊断风险比的汇总估计值

这项系统综述是首次全面汇总人群层面痴呆预防干预的证据，但整体来看，目前的研究基础还非常薄弱，很多关键问题没有答案，还不能支撑大规模的政策推广。

首先是研究方法上的局限。12 项研究中，大部分采用的是前后对照的观察性设计，只有两项是随机对照试验。这种设计很难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比如同期当地还有其他健康宣传活动，就无法确定效果是不是来自研究中的干预。而且所有研究的结局指标几乎都是自我报告，没有客观的行为测量，比如用仪器统计运动，或者用生物指标反映健康状态，更没有认知功能的长期随访结果。自我报告很容易出现回忆偏差，人们可能会高估自己的行为改善程度，这会让我们对干预效果的判断偏于乐观。

不同研究使用的结局指标也不统一，有的测整体认知，有的测单个风险因素知晓率，有的测行为改变，有的测动机，这导致不同研究之间无法直接比较效果大小，也没法做合并的荟萃分析。未来领域内需要制定一套统一的核心结局指标，让不同研究的数据可以横向对比，更快积累有效证据。

图 3：基线性激素结合球蛋白（SHBG）浓度与以下相对风险关联的汇总曲线和森林图

其次是随访时间普遍太短。12 项研究中只有两项的随访时间超过 18 个月，大部分研究的随访都在一年以内，甚至很多是干预结束后立刻测量。但痴呆的发生是长达二三十年的慢性过程，短期的知识提升和行为改变，不代表能长期维持，更不代表最终能降低痴呆发病风险。比如很多人参加完课程会调整一段时间的饮食运动，但过几个月又回到原来的习惯，这样就不会有长期的预防效果。目前我们还没有任何人群干预的长期发病数据，这是最大的证据缺口之一。

第三是研究人群的代表性严重不足。所有研究里，只有智利和中国各有一项来自中等收入国家，其余全部在高收入国家开展。而未来痴呆增长最快的恰恰是中低收入国家，这些地区的医疗资源更弱、公共卫生体系更不完善，干预的落地条件和高收入国家完全不同，现有结论很难直接套用。

即使在高收入国家的研究里，样本也普遍偏向女性和高学历人群。多数研究中女性占比超过六成，有的甚至超过七成，低学历人群、男性、少数族裔的代表性都很差。而低学历本身就是痴呆的可改变风险因素之一，这些最需要干预的人群没有被充分覆盖，很可能会高估干预的实际效果，也不利于缩小健康差距。只有美国的一项研究专门针对非裔人群，中国的研究针对社区老年人群，这类针对性研究还太少。

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研究都没有做完整的经济学评估，我们不知道不同干预的成本效益如何，花同样的钱，是做媒体宣传性价比高，还是做社区干预性价比高，目前没有答案。这也让政策制定者很难做出资源分配的决策。

针对这些短板，未来的人群痴呆预防需要在几个方向发力。一是采用更严谨的研究设计，比如阶梯式整群随机试验，在社区层面逐步推广干预，既能符合公共卫生项目的落地逻辑，也能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二是延长随访时间，跟踪参与者的长期行为变化和认知结局，验证干预的长期价值。三是更多关注中低收入国家和弱势人群，和社区共同设计适配本地文化的干预方案，而不是直接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四是把成熟的行为改变理论融入干预设计，而不是简单的健康科普，比如智利的项目就结合了多种行为科学理论，设计上更符合大众的行为规律。

很多人谈起痴呆预防，第一反应是 “老了再说”，或者 “这是自己的事”。但这项研究告诉我们，痴呆预防从来不是单靠个人自律就能完成的事。大众的认知需要公共宣传去普及，改变行为需要环境和资源的支持，弱势人群更需要社区的托举才能跨过预防的门槛。

过去我们总在强调个人要运动、要动脑、要健康饮食，却很少关注整个社会有没有给普通人提供足够的支持。有没有便捷可及的风险评估工具，有没有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有没有社区里可信的人传递信息，有没有让低收入群体也能负担得起的健康资源。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公共层面的设计，才是决定整个人群痴呆发病率的关键。

现在我们才刚刚走在探索的路上，知道了哪些方向可能有用，哪些做法效率不高。距离真正建成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痴呆预防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至少我们已经确认了一件事，痴呆不是衰老的必然，我们不是无能为力。只是这件事需要更耐心的投入，更科学的设计，更公平的覆盖。毕竟，守护每一个人晚年的大脑健康，从来都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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