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编辑

据路透社消息，印度或将改国名为“婆罗多”。

在过去，印度虽然都有过改国名的尝试，但最近印度人民党政府的一系列动作，似乎是在“动真格”。

在本月初，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现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面前的桌牌用英文写着“婆罗多”（又被译作“巴拉特”），而非“印度”。

当地时间2023年9月9日，印度新德里，G20领导人峰会第一次会议上，印度总理莫迪使用的桌签英文名为“BHARAT"，图自路透社

此外，现任印度总统，在向与会来宾发出的宴会邀请函上，也自称“婆罗多总统”。

路透社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称，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主张用“婆罗多”这一名称，认为其更符合本国的历史。“印度”这两个字，或多或少都有着英国殖民主义的烙印。

这一主张得到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的支持。该党自2014年上台执政以来，已经换掉了一批城镇和道路的名字，理由是这些名字和英国殖民统治相关。

事实上，“印度”（India）与“婆罗多”（Bharat)都是印度现行宪法中认可的国名。

多家印度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印度政府将在9月18日～22日举行的议会特别会议上，正式提议将英文国名改为“婆罗多”。

“婆罗多”是梵文，人们可能更熟悉的是“婆罗门”。这个称呼自古有之，作为种姓制度的最高级别，给现代印度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印度人口和中国相当，约为14亿，国土面积却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敞篷火车挂满人，路上的拥挤、混乱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走在街上，四周充斥着废气、牛粪、汗水的腐臭味道，四处都是突突车，但奔驰宝马也不是没有，两者甚至能和谐地在一条道上走。

孟买有着全球第二、全亚洲最大的贫民窟——达哈维，这也是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男主角成长的地方，这里的面积只有1.75平方公里，却住着上百万人口，每户间距只有15厘米，平均15户家庭共用一根水管，每1440人共用一个厕所……

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但就在距离达哈维几公里处，就是富人区，毫不夸张地说，几公里，就是一天一地，云泥之别。

印度的瓦拉纳西，因处于恒河中心地带，而被视作“圣城”。恒河作为印度母亲河，流经印度大大小小的城邦，自古以来，都是印度人安身立命的生命之水。印度人坚信，恒河是湿婆（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头发上流出的水，因此可以洗清人身上所有的罪孽。人死后，骨灰撒入恒河中，就可以免去轮回之苦，是通往极乐世界的捷径。

因此在瓦拉纳西，你能见到许多印度人泡在恒河中，虔诚地捧起一些河水，洗头洗脸，许多游客也纷纷效仿。

人们在恒河中虔诚地洗头洗脸，图自BBC

然而，在虔诚的信仰下，这一边是沐浴梳洗，祈福祝祷，另一边却能看到熊熊的火焰，黑烟直冲天际。那是恒河的火葬场。

一条恒河，不但是印度人生死轮回的神圣之河，也真实反映了印度阶级的明显鸿沟。这些负责殡葬的工作人员，长期以来都处在印度社会的最底层，被称为“不可接触者”，甚至“贱民”。

印度“不可接触者”，图自BBC

大约3000年前，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为了巩固政权，分配工作，创立了种姓制度。

种姓在梵语中称为“瓦尔纳”或“迦提”，前者的意思是“色”、“种”，后者指“族籍”，从字面意识上看，种姓制度就是将人以人种、种族区分开来，从而达到统治与管理的作用。

最初雅利安人只将自己和土著居民区分为两个种姓，随着社会分化加剧，雅利安人内部又分裂为三个种姓。

依据印度教的《吠陀经》，种姓制度把人分成四个阶级。最高级是婆罗门，通常从事神职工作，比如大祭司；第二等级为刹帝利，为世俗掌权者与贵族，比如国王；第三等级为吠舍，属于普通雅利安人，一般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是平民阶级；第四等级为首陀罗，多为佣人和工匠，大多为被征服的达罗毗茶人。

婆罗门女子，图自BBC

起初，为了推行种姓制度，统治者编造出了一套神话故事。婆罗门教神话中说，诸神分割了原人普鲁沙的身体，他的口变成了婆罗门，双臂变为刹帝利，双腿变为吠舍，两脚变为首陀罗，给这种不平等的制度，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套。

另一方面，统治者又制定出了许多“达磨”（梵语，意思是“法”），为各种姓的社会地位、权利、义务和生活方式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可以说，种姓决定了一个印度教徒从出生到去世的全部生活。

包括在哪里出生，举行怎样的出生仪式，居住在哪里，住什么样的房子，穿什么样的衣服，每天吃什么食物，受什么样的教育，将来从事什么职业，同什么样的人结婚，该举办怎样的婚礼，享有怎样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负有怎样的义务和责任，应在哪里死去，怎样死去，葬礼如何，甚至死后该受到怎样的对待等等。这种规定几乎具有神圣的力量，要改变它几近不可能。

传统的种姓世界中，充满了隔离与对立。在这样的制度下，一个人生来就被认为属于他父母所属的种姓集团。

也就是说，他的社会经济地位，应该享受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不像现代社会那样，取决于他的学历、事业、能力等这些可以靠后天努力奋斗而改善的因素，而是取决于，你会不会投胎。

在印度教理论中，人有着“一生”与“再生”的区分。“一生”指的是肉体上的，也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出生；而“再生”则指的是，人除了肉体上的出生以外，还有一次精神或宗教上的出生。

但是，只有前三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的人，才有“再生权”，可以举行再生礼，佩戴圣线。首陀罗则不行，因而被称为“一生族”。

前三个等级举行再生礼的年龄也各不相同，婆罗门为八岁，刹帝利十一岁，吠舍十二岁。虽然前三个等级属于“再生族”，首陀罗只是“一生族”，但他们都属于有权出生的人。而“贱民”，属于“不可接触者”，他们没有种姓地位，印度教甚至认为，他们的出身本身就属于一种罪恶。

印度教寺庙雕塑，图自BBC

在许多“不可接触者”家中，男孩子的出生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妇女们往往彻夜痛哭，为婴儿悲惨的命运而难过。她们甚至向神明祈祷，希望婴儿快点死去，投胎到一个高种姓家庭。

其实，最初的印度社会并不存在“不可接触者”。直到后期吠陀时代，文献中才出现相关记载，因此，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这一制度成立于吠陀时代晚期，即公元前600年前后。

这一时期，雅利安人向恒河中下游迅速扩张，与原住民文化发生交融，社会也从原先的游牧为主，逐渐过渡到农耕为主。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不杀生、禁止肉食”的观念兴起。

在农耕时代，牛一向是珍贵的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还能产奶，当时印度社会也出现了对牛的崇拜与神化。而那些屠宰牛的人，甚至是吃牛肉的人，都被认为“不净”。

不得不说，造成这些观念和社会风气的幕后推手，正是婆罗门集团。他们垄断了祭司的地位，处于社会最高层，自然而然地，就把另一部分人推向了最低层。原始的洁净与不净，成了最好的思想工具，在强调自己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也解释了当时出现的阶级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现象。

同时，历史资料显示，在吠陀时代晚期，恒河流域已经出现了一些超越部落的国家。国家的统治者，通常是刹帝利，他们利用了婆罗门的宣传，从实际政治的层面，来促进了“不可接触者”集团的形成。

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的子民不听话，就可以把他逐出种姓，从而成为“不可接触者”，这是一种极其严厉的惩处。

一个人一旦被开除种姓，他的亲人朋友就会和他断绝来往，妻离子散。当时的统治者，就这样设置了一个看得见的“地狱”，用来震慑反抗者，维护社会秩序，巩固政权。当然，这也对当时广大的劳动阶层，即吠舍和首陀罗，起到了安慰作用——毕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

印度教僧人，图自BBC

“不可接触者”的构成有些复杂，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非种姓制度的成员，另一类则是被排挤出来的，原来属于种姓制度的人。

第一类人大多数居住在雅利安社会圈以外的落后部落，他们自成体系，有着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原靠狩猎和采集为生。被雅利安人征服后，他们一部分被同化，成为吠舍和首陀罗，也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被同化，沦为“贱民”。

其实，印度教社会是故意不去同化他们的，因为那些“不净”的工作需要有人做，这些人作为提供底层劳动的阶层，对于维持印度教社会秩序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类人则属于被开除种姓的人，往往因为战乱、违规、犯罪、杂婚等因素。

其中，“杂婚”指的是与其他种姓通婚。在印度历史很长的一段时间，这都是被禁止的，一个人只能与他同种姓的人结婚。

印度教徒非常重视出生的问题，他们坚信，种姓混杂是一种很严重的罪恶。对此《摩奴法典》中有严格的规定，对于那些违背规定，与外种姓通婚的人，要受到包括开除种姓在内的严厉处罚，一旦被开除种姓，就会成为“不可接触者”，此生此世不得翻身，只有通过来世“转生”，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

当然，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比如二婚甚至N婚），高种姓男子娶低种姓女子，也是被允许的，这叫做“顺婚”。尽管有些丢脸，不被提倡，但社会对此还是可以容忍的。

反过来的“逆婚”，也就是说，高种姓女子嫁给低种姓男子，则是被绝对禁止的。在《摩奴法典》中，有若干关于“顺婚“的细则，如“吠舍可以迎娶首陀罗”，但没有一条规定高种姓女子与低种姓男子的婚配。

但尽管“顺婚”可以被接受，《摩奴法典》中依然有许多对“顺婚”者的惩罚。第三卷第17节说：“不娶本种姓女子，与首陀罗女子同床的婆罗门，堕入地狱，如果跟她生一个儿子，他就丧失婆罗门种姓，成为‘堕姓人’（不可接触者的别称）。”

直到今天，许多传统的印度家庭仍然固执地遵守“同种姓之间结婚”的规则。印度教徒对“出生”与“血统”的问题非常执着，他们认为，七代不发生混血是一种美德，甚至有着“七代纯婆罗门血统”和“十代纯婆罗门血统”的说法。

一对婆罗门夫妻，图自BBC

《我在印度的701天》作者郭菲，原是一位四川高校的青年教师，被外派到印度理工学院（IIT）担任汉语教师。

在这本书中，郭菲提到了自己的一位印度朋友尼廷。尼廷与女友卡米妮是小学同学，彼此相恋，但在印度，早恋是个大忌，所有人的婚姻必须由父亲做主。

尼廷成年后，就勇敢地与父亲说，想与女友结婚，但父亲了解到，女友与尼廷属于不同的种姓，最后棒打鸳鸯。尼廷年轻气盛，坚决要和女友结婚，父亲很生气，导致旧疾复发，但仍然强撑病体，在临终前，为他安排了同种姓的妻子。尽管不爱妻子，尼廷还是遵从父亲的遗愿，与妻子结了婚。女友卡米妮虽然伤心，但也表示理解，最终远走他乡，与一位美国人结了婚。

但尽管如此，卡米妮与尼廷还是彼此忘不了对方，经常偷偷见面。尼廷坐享齐人之福，但心中常常感到不安，觉得自己背叛了神。最终卡米妮受不了这样的关系，随她的丈夫回了美国，这段关系才最终落幕。

作者说，像尼廷这样的人，在印度绝非个例。特别是在海外的印度人，即便在外面已经有了相恋多年的男友/女友，最终能不能修成正果，与之结婚，还是要看家中父亲的意见。父亲会根据种姓，来选择孩子未来的结婚对象，并催促孩子回国结婚。一些印度人正是出于对这样“包办婚姻”的极度反感，最终离开故土，去国外定居，终身不回印度。

从恒河上看印度瓦拉纳西高止山脉，图自BBC

自古以来，“不可接触者”的境遇都是极其悲惨的。《摩奴法典》规定，“不可接触者”必须生活在村外，晚上不准去城里和村里，就算白天要去，也要按照当时国王的要求，用某种标记区别自己，比如在身上系一个铃铛，行走的时候发出声音，提醒其他人避开。

有的法典甚至还规定，“不可接触者”不能接受教育，必须穿死人的衣服，用破碗吃饭，戴铁首饰。他们主要从事的职业有，搬运尸体，看守坟墓，屠宰，清扫厕所等，前面提到的在恒河边从事丧葬工作的人，大多就是“不可接触者”。每日向神献祭后，人们分配食物，但“不可接触者”不能自己去接触食物，而是由印度教徒，将食物抛洒在地上，就像是在喂猪喂狗那样。

古代“不可接触者”是不被当作人对待的，《摩奴法典》中记载对他们的惩罚有：罚款、流放、割舌、用烧红的制刀穿口、往口内和耳内灌沸腾的油、截肢、烙烫、宫刑、投火等等。

在英国人统治时期（1849～1947年），“不可接触者”的境遇没有太大的改变，他们依旧生活在村落周围，与印度教徒保持着物理上的距离。20世纪初以来，每十年进行一次的国情普查显示，大部分印度教徒对于“不可接触者”仍是歧视的态度，认为同他们接触，会被污染。

实际生活中，印度教徒对“不可接触者”的歧视规定是很详细的，如1930年的马德拉斯管区的卡兰种姓（上述四个等级中的一种地域性亚种姓），就对“不可接触者”的具体生活进行了若干规定，包括不准戴金银饰品，小孩不能读书写字，男子禁止穿能遮盖腰部以上、膝盖以下的衣服，女子的衣服不得遮盖上半身，不可以理发，家里只能用陶器，不能穿拖鞋，下雨天不能打伞等。

来自喀拉拉邦（位于印度西南部的一个城邦）的调查报告显示，19世纪末，当地的“不可接触者”与人说话时，不能自称“我”，而必须说“你的奴隶”；提到自己的孩子，不能说“我的子女”，要说“你奴隶的猴子”或是“你的小奴隶”，说话时还必须用手捂着嘴，以免将自身的“不净”传染给了“洁净”的印度种姓教徒。

印度-钦奈火车站，图自BBC

英国殖民者曾为消除“不可接触者”制度而做了许多的努力，1850年，英属孟买政府颁布了《革除种姓歧视法》，1925年，马德拉斯管区颁布法令，宣布所有公共设施向所有人开放，但这些法令的影响非常有限，并没有真的改善“不可接触者”的生活。

直到1947年印度走向独立后，“不可接触者”的实际地位才真正有所提高。政府出台相关法令，废除“不可接触”制度。圣雄甘地给他们赋予新的名字“哈利真”，意思是“神之子”。

印度纸币上的甘地形象，图自NYT

政府还通过手册、电影、电视广播等渠道，宣传与呼吁废除“不可接触”制度，对能够推进这一法令的村落颁发奖金，同时鼓励印度教徒与哈利真通婚。

1971年，马哈拉施特拉政府规定，如果新郎为哈利真，新娘为印度教徒，奖励300卢比；反之则奖励200卢比。但尽管如此，与哈利真通婚的印度教徒仍是凤毛麟角，根据有关数据，6年内这样的婚姻只有17对。

可见，虽然政府自上而下地推进废除“不可接触”制度的法令，也主张人生而平等的现代观念，但距离真正废除这项制度，还非常遥远。

现代的哈利真受歧视的现象，并不是体现在法律和政治方面，而是在实际生活方面。在一些落后的农村，有些村落仍然不准他们进高种姓居住区，不准他们使用公共设施，比如不能去井边打水。

今天，印度虽然已经从法律上废除了“不可接触者”，但社会的观念依然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哈利真权益的法规后，他们遭受的胁迫反而更多了。

根据20实际70年代的报道，1973年，哈利真遭受暴力和胁迫的案件为6188起，而到了1978和1979年，都超过了15000起。要知道，这些数据还是根据哈利真正式提出申诉而得来的，真实数据远高于此，因为有很多人并不会去申诉。

为什么他们不去申诉呢？因为很多的哈利真没有读过什么书，在婆罗门的宣传下，他们深信印度教的“业报”思想，认为自己目前悲惨的境遇，是因为自己前世做了孽，因此是命中注定的。他们对生活逆来顺受，没有反抗的精神，他们甚至都意识不到，实行“不可接触”制度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可以说简直是“奴性十足”。他们往往将“逆天改命”的愿望寄托给来世。

印度，奇丹巴拉姆神庙，图自nyt

在《种姓于印度教社会》一书中，记载了调查人员与一名“不可接触者”的谈话。这位名叫迦利鲍的“不可接触者”上过小学五年级，家中务农。他认为自己是因为前世犯了罪，此生才成为“不可接触者“，认为自己的地位是下贱的，但不愿意反抗。因为在他看来，是神创造了“不可接触”制度，也只有神才能改变它。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近代印度也涌现出了不少反抗“不可接触”制度的领袖，其中最为代表的是安培德卡尔（Bhimrao Ramji Ambedkar）。他生于1891年，父母来自马哈拉施特拉地区最大的“不可接触者”阶层，马哈尔。

少年时的他就饱受印度教徒的歧视，上学时只能坐在教室的角落，教师都不愿意触碰他的作业本，儿时受辱的经历让他终身难忘，在他后来领导哈利真运动时，也经常拿自己的亲身经历来鼓动和组织哈利真。

“贱民之父”安培德卡尔，图自维基百科

1912年，安培卡德尔大学毕业，成绩优异的他受到当时开明的巴罗达士邦王公的资助，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来资金中断，他于1917年辍学回国，根据出国前的约定，他回国后需要为巴罗达士邦服务一段时间。

当时的王公很器重他，让他直接进入军队，担任秘书。尽管已经留洋镀金，但当时的婆罗门同事们依然歧视他，甚至害怕被污染，而不敢和他说话。忍无可忍的他最终放弃了继续为巴罗达士邦工作的计划，筹措资金，在1920年3月前往英国，继续学习，于两年后取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并获得了英国律师协会授予的律师资格。

1923年，安培卡德尔回到印度，先后在孟买高等法院，孟加拉法律学院担任律师和教授。他在法庭上维护哈利真的权益，并积极组织和领导活动，改善哈利真的地位，反对虐待，为哈利真的权利而斗争。就这样，他在哈利真集团中的威信与日俱增，并在1926年成为孟买省立法院两名指定议员之一。

1937年，安培卡德尔领导“独立劳动党”获得了孟买省15名保留议席中的11名，成为了第二大在野党。在二战爆发后，他与英国人合作，成功倡议孟买省政府组织由“不可接触者”马哈尔阶层组成的战斗部队。1942年7月，他爱那格浦尔举行了全印度的“不可接触者大会”，大约7万人参加。大会上，他声称，哈利真是独立的政治集团，得到拥护。在同一年，他成功竞选为印度中央政府内阁成员，并担任劳动部长。任职期间，他为印度的各项劳动关系的立法工作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巡视各地，为哈利真保留了一定名额，使他们能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从而得到参政议政的机会，切身处地改善自身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