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BBC新闻与谢菲尔德大学官网消息，因近年来学生人数的急剧下降与资金问题，谢菲尔德大学先后暂停本科招生与面临关闭。据新闻消息，核心原因是考古系收入无法满足学校的财政需求，而成为了学校的经济负担。
2021年，该大学确认关闭考古系，根据2023年10月该系官网消息，考古系相关职工与学生已与历史与生命科学系合并。
根据QS大学专业排名，谢菲尔德大学考古专业位列全球第13位。无数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曾任职于该校考古系：比如曾领导“巨石阵河畔项目”这一大型考古研究项目的迈克-帕克-皮尔逊教授（该学者亦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
无独有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于2023年10月宣布，将取消6个本科专业，考古专业也在其中。
这些学界变动引发了一系列关于“考古学是否已经式微”的讨论，不少讨论认为，考古学作为人文社科学科中的重要一员，其意义不言而喻；但从现实角度来说，考古工作者收入微博，难以为继，院校考古专业也较难获得个人或企业捐款。
这或许是考古学逐渐成为“过去式”的原因。
考古学起源于被称为“古物学”的古老多学科研究。古物学家研究历史，特别关注古代文物、手稿以及历史遗迹。古物主义关注的是为了理解过去而存在的经验证据，这体现在 18 世纪古物学家理查德·科尔特·霍尔爵士的座右铭中：“我们从事实，而非理论中说话”。
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系统化的尝试性步骤出现在17 世纪和 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
考古学家正在工作，概念图
在中国，考古学可追溯至宋朝的金石学。当时，欧阳修和赵明诚等人通过调查、保存和分析商周时期的中国古代青铜铭文，建立了中国金石学的传统。可惜的是，这种古物研究在宋代之后逐渐衰落。虽然在清朝时期复兴，但始终被认为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考古学的一个独立学科。
西里亚库斯（Cyriacus of Ancona）是一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古物学家，他出身于亚得里亚海沿岸的一个海上共和国安科纳的一个显赫商人家庭。他被同时代的人称为“古代考古之父”和“古典考古学之父”。他走遍了希腊和整个东地中海，记录了他对古代建筑、雕像和铭文的发现，包括他那个时代仍然未知的考古遗迹：帕台农神庙、德尔斐、埃及金字塔、象形文字。
弗拉维奥·比翁多（Flavio Biondo）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他在15世纪初创作了系统的古罗马遗址和地形指南，被称为考古学的早期奠基人。
16 世纪的古文物学家，包括约翰·利兰 (John Leland)和威廉·卡姆登 (William Camden)，对英国乡村进行了调查，绘制、描述和解释了他们遇到的纪念碑。
《牛津英语词典》首次引用 1824 年的“考古学家”一词；这一术语很快就成为古物活动的一个主要分支的惯用术语。从 1607 年开始，“考古学”最初意味着我们一般所说的“古代历史”，狭义的现代意义首次出现于 1837 年。然而，雅各布·斯彭 ( Jacob Spon)在 1685 年提出了“考古学”的最早定义之一。
12世纪印度学者卡尔哈纳的著作涉及当地传统的记录、手稿、铭文、硬币和建筑的研究，被描述为考古学的最早痕迹之一。他的一件著名作品名为《Rajatarangini》，于约 1997 年完成。 1150 年，被描述为印度最早的历史书之一。
最早进行考古发掘的遗址之一是英国的巨石阵和其他巨石纪念碑。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1626-1697 年）是一位考古学家先驱，记录了英格兰南部的众多巨石和其他野外纪念碑。他对研究结果的分析也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他试图描绘出笔迹、中世纪建筑、服装和盾牌形状的时间风格演变。
西班牙军事工程师罗克·华金·德·阿尔库别雷 (Roque Joaquín de Alcubierre)还在庞贝古城和赫库兰尼姆古城进行了挖掘工作，这两个古城在公元 79 年维苏威火山喷发期间都被火山灰覆盖。庞贝古城的发掘始于 1748 年，赫库兰尼姆的发掘始于 1738 年。整个城镇的发现，包括器皿甚至人物形状，以及壁画的出土，对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现代技术发展之前，挖掘工作往往是随意的。分层和背景等概念的重要性被忽视了。
18世纪中叶，德国人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旅居罗马，致力于罗马文物的研究，逐渐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古代艺术知识。随后，他参观了庞贝和赫库兰尼姆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他是科学考古学的创始人之一，并首先将风格类别在大型、系统的基础上应用于艺术史。
19世纪考古学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地层学的发展。重叠地层追溯到连续时期的想法是从威廉·史密斯、詹姆斯·赫顿和查尔斯·莱尔等学者的新地质和古生物学著作中借用的。地层学在考古学中的系统应用首先发生在史前和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中。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雅克·布歇·德佩尔特斯和克里斯蒂安·尤尔根森·汤姆森等考古学家开始按时间顺序排列他们发现的文物。
将考古学发展为一门严谨的科学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军官兼民族学家奥古斯都·皮特·里弗斯( Augustus Pitt Rivers)，他于 1880 年代开始在英格兰的土地上进行发掘。按照当时的标准，他的方法非常有条理，他被广泛认为是第一位科学考古学家。他按类型或“类型学”排列他的文物，并按日期或“时间顺序”排列类型内的文物。
这种排列方式旨在突出人类文物的进化趋势，对于准确确定物品的年代具有巨大的意义。方法论的创新在于他坚持收集和编目所有文物，而不仅仅是美丽或独特的文物。
考古学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一门专业活动，在大学甚至学校里将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成为可能。到 20 世纪末，几乎所有专业考古学家，至少在发达国家，都是大学毕业生。这一时期，考古学进一步适应和创新，海洋考古学和城市考古学变得更加盛行，救援考古学因商业发展的不断发展而发展。
一般来说，考古学的目的是更多地了解过去的社会和人类的发展。人类99%以上的发展发生在史前文化中，史前文化没有使用文字，因此不存在可供研究的书面记录。如果没有这样的书面资料，了解史前社会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考古学。
因为考古学是对过去人类活动的研究，所以它可以追溯到大约 250 万年前，当时发现了第一个石器——奥尔杜旺工业。人类历史上的许多重要发展都发生在史前时期，例如旧石器时代人类的进化，当时的古人类从非洲的南方古猿发展成为现代智人。考古学还揭示了人类的许多技术进步，例如使用火的能力、石器工具的发展、冶金术的发现、宗教的起源和农业的创造。如果没有考古学，我们对人类在文字出现之前对物质文化的使用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
然而，不仅可以使用考古学来研究史前、前文字文化，还可以通过历史考古学的子学科来研究历史、文字文化。对于许多有文字的文化，例如古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其幸存的记录往往是不完整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偏见。
在当时的许多社会中，识字仅限于精英阶层，例如神职人员或宫廷或寺庙的官僚机构。贵族的素养有时仅限于契约和契约。精英的利益和世界观往往与大众的生活和利益有很大不同。由更能代表普通大众的人创作的作品不太可能进入图书馆并为子孙后代保存。因此，书面记录往往反映有限范围内的个人（通常是较大人口中的一小部分）的偏见、假设、文化价值观和可能的欺骗。因此，书面记录不能被视为唯一来源。物质记录可能更接近社会的公平代表，尽管它受到其自身的偏见的影响，例如抽样偏差和差异保存。
在这种情况下，考古学是了解过去人们的存在和行为的唯一手段。几千年来，成千上万的文化和社会以及数十亿人来来去去，其中很少或根本没有书面记录，或者现有的记录是不真实或不完整的。直到公元前四千年，人类文明中才出现了今天所知的文字，而且只出现在少数技术先进的文明中。相比之下，智人已经存在了至少 20 万年，其他人种也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这些文明都是最著名的，这并非巧合。几个世纪以来，它们一直接受历史学家的探究，而对史前文化的研究最近才兴起。在有文字的文明中，许多事件和重要的人类实践可能没有被正式记录。任何关于人类文明早期的知识，比如农业的发展、民间宗教的祭祀活动、第一座城市的兴起，都必须来自考古学。
作为一门充满神秘与魅力的学科，考古学带领我们穿越时空隧道，探寻遥远的过去。它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古今，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的变迁和人类的演化。
随着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注意到了历史遗迹和文物，并开始对他们感兴趣。这几年，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与湖南马王堆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发现，在网络上迅速走红，一定程度上揭开了以往考古学朦胧神秘的面纱。
三星堆遗址黄金面具
你是否曾被博物馆中那些璀璨的文物所震撼？这些文物得以重见天日，离不开那些默默奉献的考古工作者。他们不畏艰辛，挖掘、清理、研究，才让这些文物得以呈现。
从前，因为大众对考古学认知甚少，考古工作这一度被污名化为“盗墓贼”。当三星堆等走红后，人们对考古产生了一定的好奇心，但也存在一些误解，比如认为考古工作很轻松，只是挖挖土、捡捡破烂，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真实的考古工作，却与这些想象大相径庭。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回忆，他在北大历史系学习时，面临着专业选择的抉择：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专业各有千秋。而当时旧石器考古学家吕遵谔老师，为了吸引学生们投入考古的怀抱，可谓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他以三条“优势”作为诱饵：一是游山玩水。没错，考古学需要实地考察，深入名山大川，寻找历史的痕迹。二是学习摄影。在那个摄影尚未普及的年代，考古专业教研室却拥有顶尖的相机供学生学习使用。三是丰富的知识体系。考古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学习中国史和世界史，更有机会深入研究考古学。
这些理由看似充满诱惑，实则蕴含着吕遵谔老师的良苦用心。对于那些渴望知识、追求真理的天之骄子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致命的吸引力。于是，李伯谦便在这份魅力的吸引下，选择了考古专业，从而开启了他的考古之旅。
但实际上，考古工作远非如此轻松。尽管常常有机会踏足各地，但更多的时候，考古学家们是在考古工地上默默挖掘，无暇他顾。田野考古人员更是饱受艰辛。当年，吕遵谔教授曾半开玩笑地对学生说：“考古考古，连蒙带唬，刨坟挖土，一辈子辛苦。”这句话虽然有些戏谑，却道出了考古工作的真实面貌。另一位考古学家李零也曾用“苦”字来形容考古，戏言“苦字缓读，用反切法读，就是考古。”这似乎预示着考古这门专业从诞生之初就注定与“苦”字紧密相连。
在考古学界，有句流传甚广的话：“吃不了苦，考不了古。”这绝非戏言，而是无数考古工作者的真实写照。他们常常自嘲为“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这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他们工作的艰辛。
一次在广州象岗山南越文王墓的发掘中，考古队员们几乎每晚加班至深夜，成天出入古墓，衣冠不整，身上还总带有一种古墓特有的霉味。一天晚上，他们到山下吃夜宵，酒楼人员误将他们当作干苦力的“穷人”群体，让他们备受冷落。
从现实角度来说，考古工作者收入确实远比不上金融、IT等“香饽饽”。据公开资料显示，在英国一位考古工作者的年收入大约在2.5万英镑，而一位初级工程师的年收入最低在4.6万英镑。
出于功利，考古学专业走向“式微”。因为对大学来说，考古学难以从招生和项目上为学校盈利；对投资者和企业们来说，考古学项目很难作为理想的投资对象。如果政府拨款无法增加也很难收获更多社会捐赠，那么就连谢菲尔德这样的“世界名校”都难以为继。
那么考古学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