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CORE Academy（国际科学与人文科学院）社会科学部 Fellow皮耶罗·福米卡教授（Piero Formica）为学院供稿。英文原文刊载于CORE Academy官网：https://coreacad.org/NewsDetail.aspx?ID=272。
我们很高兴与您分享福尔米卡教授的最新文章《意大利经济的“喜剧”：当文化更新乏力成为一股无情的下行推力》，英文原标题为 The Comedy of the Italian Economy: The Failure to Renew Culture Is an Ungentle Downward Nudge。
文章跳出传统经济测算的单一维度，以一部由序章、十三幕与结局构成的“喜剧”为叙事框架，系统审视意大利经济的结构性特征与深层矛盾。作者认为，意大利长期增长乏力的背后，不仅存在债务、人口、生产率与投资等经济问题，更折射出文化更新、制度变革与知识创造能力的持续弱化。文章由意大利出发，也为其他成熟经济体反思增长模式、知识体系与创新机制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原出处：https://coreacad.org/NewsDetail.aspx?ID=272
一个稳居世界主要经济体行列、积淀深厚的制造业底蕴、长期保持贸易顺差，且坐拥享誉全球文旅资源的国家，真的正在经历一场深层次的衰退吗？
在这篇兼具批判力度与思想深度的长文中，意大利创新与知识经济领域学者皮耶罗·福米卡，并未将意大利的长期经济低迷简单归咎于单次经济危机、财政政策失当或人口老龄化等表层因素，而是将其溯源至更为根本的文化与制度困境。当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逐渐偏向守护存量财富，而非创造增量价值；当论资排辈的固化思维、繁琐僵化的官僚体系、保守的风险规避心态与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格局，压制了创新活力、人才流动与社会试错空间，经济下行便不再是短暂的周期性波动，而是逐步演变为难以逆转的结构性衰退。
全文以“喜剧”为核心叙事框架，通过十三幕层层递进的场景，系统探讨了GDP崇拜、公共债务困境、税收制度与官僚体系弊端、生产率与薪资失衡、青年人才流失、移民与文化融合、远程办公与数字游民发展、制造业出口现状、文旅经济发展、科研创新创业、高校体系重塑、人工智能应用、企业新生率低迷等一系列核心议题。作者既客观肯定了意大利的发展优势：国民长寿水平、完善的社会安全体系、扎实的制造业根基、成熟的第三部门体系以及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资源；也毫不避讳地直面其发展短板：教育投入不足、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低下、青年发展空间受限、无形资产投资薄弱以及长期固化的政治资本主义等深层问题。
这并非一篇单纯唱衰意大利的悲观评述。作者真正探寻的核心命题是：这个曾缔造经济奇迹、孕育文艺复兴文明、铸就世界级制造业优势的国度，能否重塑面向未来的文化革新能力？在作者看来，破局之路藏于多元维度的革新之中：跨学科与超学科教育的革新、科学化的创新创业生态、良性的人才循环机制、成熟的风险投资体系、新型高校教育体系的构建、数字化协同模式的普及，以及摒弃GDP单一导向的全新发展理念。
《意大利经济喜剧》不仅是针对意大利经济社会现状的深度诊断，更是面向所有成熟经济体的深刻警示：经济增长的边界，从来不止取决于资本积累、技术迭代与政策调控，更取决于一个社会是否始终保有持续学习、勇于冒险、自由流动、大胆试错的活力，以及重塑未来、革新自我的想象力与行动力。
皮耶罗·福米卡（Piero Formica）教授是欧洲享有盛誉的知名知识经济学者与经济哲学家，现任爱尔兰梅努斯大学创新价值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知识经济学特聘教授，始终活跃在知识经济与创新研究的学术前沿。
他早年供职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此后长期深度参与欧洲范围内的创新政策咨询、科技园区建设落地与高等教育改革实践，学术履迹覆盖欧洲多国，曾先后在瑞典、爱沙尼亚等国的高校担任教职。
他亲手创办国际创业学院，并牵头推动塔尔图大学落地了该校首个创新创业硕士项目，为当地搭建起体系化的创新创业高等教育培养路径。作为知识驱动创新理论的核心推动者，福米卡提出了实验型创业实验室的研究范式，为创业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产业实践提供了开创性的方法论支撑，并于2017年斩获欧盟创新杰出奖，其专业贡献得到了欧洲层面的官方肯定。
2026年，他牵头发布《跨学科学校宣言》，面向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的全新时代提出“喜悦之校”的教育构想，倡导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推动文理深度交融，推行以真实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教育模式，为面向未来的教育革新给出了兼具人文温度与前瞻视野的核心思路。
意大利经济正处于衰退之中，日本经济同样如此。两段非凡的增长奇迹已成过往：意大利经济奇迹（1958-1963年）与日本高速经济增长期（1955-1973年）。而两国也都深陷持续的发展疲态：2000年至2025年间，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速仅为0.6%，意大利更是只有0.4%，双双稳居全球增速最慢的发达经济体行列。
两国都面临着创纪录的人口衰退，且在吸引海外年轻人才方面缺乏足够的决心。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同时呈现经济滞后与人口萎缩的态势，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欧盟1162个地区的人均GDP与人口发展轨迹——财富与衰退的交汇：GDP-人口类型划分的滞后区域；意大利各地区出生人口最后一次超过死亡人口的年份
意大利与日本的公共债务都居高不下。制度惯性、企业决策迟缓、变革阻力与风险厌恶情绪，共同削弱了创新进程，尤其是那些旨在突破现有知识边界的创新。论资排辈压倒了能力优先，职场出勤优先于工作成果。
在意大利，“小即是美”的文化迷思因选举利益被政客以税收优惠不断加持，阻碍了规模经济（即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单位生产成本）的形成与研发领域的充足投入。在日本，历史上联系紧密的大型工业集团庇护着低效企业。无论是缺乏企业关联的、主动或被动形成的小微企业，还是掌控着不同行业企业的大型金融与企业集团，都在抑制颠覆性初创企业的涌现——这类企业本可彻底变革现有市场格局。
经济奇迹是一段出人意料、超乎寻常的经济增长时期。惊喜过后，经济会进入稳定阶段。如果稳定阶段的文化核心是保护积累的财富，甚至不惜以创造新财富为代价，衰退便不可避免。新一代人的创新企业家精神，会被经济繁荣期既得利益者筑起的高大坚固壁垒彻底击碎。
本文呈现的是一部鲜活、开放的《意大利经济喜剧》，撰写之际——2026年6月3日——经合组织（OECD）发布了二十国集团（G20）经济体增长预测，意大利位列榜单末尾。
2025年实际GDP增长率及2026、2027年预测值（同比，%），G20经济体；数据来源：经合组织《经济展望》，2026年6月
这部“喜剧”是鲜活的，因为它关注快速演变的议题，并会持续更新；它是开放的，因为欢迎读者贡献内容。读者可向作者与出版社提交章节，一经采纳便会纳入文中，投稿者也将成为合著者。
喜剧是有别于悲剧的戏剧体裁。我们这部“喜剧”交织着密集的事件，整体偏向负面，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徐徐展开，其核心特征是文化更新的缺失，首当其冲的便是社会经济层面的文化。既然是喜剧，我们便期待困境终将被克服。否则，当困境引发的焦虑变得不可逆，当规避风险的生存本能占据上风，这部喜剧便会沦为悲剧。
我们能发现事物的存在，却缺乏对它的认知与觉知——即知识深度与情感层面的融合。本报告将阐明意大利经济的积极面，揭露其沉疴，并尝试勾勒出一条不同于当下既定路径的发展方向。
GDP作为经济指标之王，主导着所有经济叙事。我们将辅以其他指标，展现意大利经济的多元面貌。文中所有数据与图表均来自国内外官方渠道，全方位呈现意大利经济图景。这是一种整体性视角，关注整个系统及其各部分的相互关联，而非孤立的零散组件。
人们看到的图景往往是碎片化的，缺乏全局视野。在意大利电影《托托、法布里齐与当代青年》（1960年）中，意大利喜剧标志性演员托托曾感叹：“会计先生，总和才是总数啊！”
这句玩笑颇具讽刺意味：评判一种局面时，重要的是整体结果，而非零散、互不关联的单个要素。
无论在意大利还是全球其他地方，GDP都稳居经济舞台的中心，周围簇拥着各类从属指标。从各类叙事来看，意大利经济似乎正走向衰退。如果这位“国王”被迫退位会怎样？届时其他指标便会清晰地进入视野。GDP的绝对君主制是全球性的，反抗的火种理应在世界各地燃起。
不丹已正式将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数取代GDP，作为核心衡量指标。该指数用于评估经济决策，要求决策必须符合环境可持续性，并为公民带来幸福感。真正带来积极改变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
然而，即便只有一个国家放弃GDP指标，也可能危及该国与国际市场及机构的合作关系。因此不丹仍会核算GDP，确保GDP指标与国民幸福总值指数不相冲突。
在意大利，国家统计局（Istat）与国家经济与劳动委员会（CNEL）制定了一套衡量“公平与可持续福祉”（BES）的指标体系。在国际层面，经合组织推出了“美好生活指数”（BLI），聚焦收入、健康、住房等决定生活质量的因素。
关于GDP的替代指标——后文还会进一步探讨，且经济学家们早已开展了长期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与让-保罗·菲图西——目前已形成一种关系真空，一种由伪装成经济学家的GDP核算祭司们刻意营造的死寂。
这些人通过核算GDP及相关指标，掌握了决策权力与财政资源管理的主导权，甚至不惜牺牲民众的实际福祉。他们的政策干预一切以GDP增长为目标，即便牺牲人本经济也在所不惜。
人本经济倡导的是个体福祉（身心健康、社会联结）、社会福祉（社会公平、环境可持续、社区活动与决策参与）以及全民机会平等。
意大利曾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在安佩佐谷修建简易机场以吸引“喷气式富豪阶层”的提案，所幸最终未能落地。奢华被当作吸引财富阶层的磁石：修建机场、砍伐森林、建造五星级酒店，财富阶层便能推高GDP，却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有人会说，就算奢华酒店业砍掉了森林树木、占用了农田，也可以补种其他树木灌木作为补偿。
这时便让人想到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的观点：如果（多洛米蒂山的）一扇窗户被打碎了，总归会有人来修，玻璃工能从中获益。但这笔花出去的钱，本可以用来投资保护多洛米蒂山的自然环境。
意大利贪婪的GDP正在消耗地球：2024年5月15日——这是意大利的“生态超载日”，意味着该国已耗尽了2023年全年可用的自然资源；167%：意大利全年消耗的自然资源，超出自身年度可再生资源总量的比例；2.7：如果全世界都像意大利这样消耗自然资源，需要2.7个地球才能满足需求
在这些明暗交织的图景中，GDP隐于幕后，却仍是造就亮点辉煌与暗点黯淡的共同推手，只是在不同语境下影响程度有所不同。
亮点
意大利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位居欧洲前列，达到84.1岁，而欧盟27国平均水平为81.7岁。可预防死亡率（衡量75岁以下人群因可通过医疗干预与健康生活方式治疗或预防的疾病导致的死亡水平）也显著偏低，每1万居民中仅17.6人，欧盟平均为25.8人。
意大利是西方世界暴力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凶杀率为每10万人0.5至0.6起，远低于欧盟平均的0.9起。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能力对身心健康至关重要，也能避免职业倦怠。得益于这种平衡，意大利仅有约3%的劳动者需要长时间从事有偿工作，远低于经合组织10%的国际平均水平。
从对GDP与劳动力的贡献来看，意大利第三部门位居欧洲前列。第三部门是介于公共机构主导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在欧洲，意大利的社会合作社模式广受赞誉，其在开展经营的同时保障社会凝聚力的能力十分突出。
暗点
意大利的贫困风险率为18.9%，显著高于欧盟27国16.2%的平均水平。
受出生率极低、经济增长结构性疲软、劳动力规模萎缩的影响，社会保障体系面临风险。养老金体系要维持运转，不得不依赖一般税收转移支付的持续增加。
意大利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与其他西方主要国家及韩国相比存在差距。
15-64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870-2020年）；数据来源：《金融时报》，基于Barro和Lee（2015）、Lee和Lee（2016）、Our World in Data数据
意大利25-34岁的年轻成年人中，仅31.6%拥有大学学位，而欧盟平均水平为44.1%。意大利高中毕业生中，意大利语达到最低预期水平的比例仅为52.67%，疫情前这一比例为64.93%；数学达标率则从61.49%降至50.74%。
最令人担忧的并非平均数据，而是地域差异。2019年，米兰有75.68%的学生意大利语达标，如今这一比例降至59.69%。这座驱动国家发展的核心城市，正被日益蔓延的被动无知浪潮所裹挟。
意大利15-64岁人口的非经济活动率为33.9%，为欧盟27国最高，而欧盟平均水平仅为24.4%。
意大利是欧元区青年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经合组织中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女性为49%，男性为67%）。然而，意大利国家复苏与韧性计划（NRRP）中，仅2.5%的资金投向青年领域；而青年失业率相近的西班牙，这一比例为11%。
此处有一张图片：2025年青年就业率（20-29岁人群占比，%）；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集yth_empl_020
意大利研发投入远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如果面临绿色转型的企业资产状况稳健，便有能力投资调整、适应转型。但意大利经济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陷入了“财务陷阱”：债务高企，同时面临较高的转型风险敞口。
绿色转型中的资产负债表困境：企业杠杆率×转型风险敞口
意大利未跻身全球最幸福国家行列，在《世界幸福报告》中位列第38位。排名更高的国家包括德国（第17位）、美国（第23位）、英国（第29位）与法国（第33位）。
民众对官僚体系腐败的普遍感知，严重拉低了意大利的生活满意度。人口老龄化给公共服务、医疗与养老金体系带来压力，也让老年群体与不断缩减的工薪阶层都对未来充满焦虑。曾作为主要非正式安全网、填补正式社会照料缺口的稳固且根深蒂固的家庭与社区结构，正在逐渐弱化。
与经济数据呈现的情况相反，在公民主动参与志愿服务的欧洲排名中，意大利落后于北欧国家。
意大利的第三部门受制于官僚秩序，这种秩序源自政党文化——它让公共部门背负越来越多的职责，也就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而资金只能通过加税与增加公共债务获得。对公共资金的渴求，也让政党拥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可以为其选民选择扶持的项目。投入越多、规模越大，反而导致质量低下、效率不足与问题频发。
1965年，政治活动家、慈善工作者、作家，同时也是美国早期现代自由主义者之一的理查德·科纽尔提出了“独立部门”这一概念，比“第三部门”更具内涵。他认为，私人与志愿性质的干预行动，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强大机制。
独立部门源自自发秩序：人们可以自由地在地方层面开展社会事务、解决自身问题，其效率远高于官僚秩序。
伴随着文化的严重衰退，意大利经济正出现多种多样且日益加剧的症状，指向结构性衰退——这一现象有别于经济周期正常波动导致的短期衰退，后者可自行修复，或通过货币与财政刺激得到改善。
公共债务推高了GDP账面数字，但实际GDP增长依旧疲软。
此处有一张图片：意大利经济表现持续弱于同类经济体：欧元启用以来的实际GDP（1998年第四季度=100）；数据来源：《金融时报》，基于路孚特数据
也正因如此，债务占GDP的比例持续攀升。预计到2026年，意大利将超越希腊，成为欧洲债务占GDP比例最高的国家。意大利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发布的预测都指向这一近乎历史性的转变——两个昔日“欧猪五国”成员的位次将发生调换。
意大利财政部预计，今年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从2025年的137.1%升至138.6%；而希腊公共债务管理局则预测，该国这一比例将从2025年的146.1%大幅降至136.8%。
核心问题
以GDP衡量，意大利经通胀调整后的经济增长率约为0.5%。这一数字接近潜在GDP增速（即在不引发通胀的前提下，经济可持续的最大产出增速），而潜在增速正经历急剧、持续的下行。
意大利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的GDP增速能达到1%及以上。米兰是全球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其专业化的高效模式，是否反而导致了整个意大利“生产链条”的失效？
帕多瓦大学工业工程系主任、正教授法布里齐奥·杜吉耶罗在米兰撰文写道：
“这真的是我们想给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与学生提供的城市模式吗？住房需求爆炸式增长，公共与私人供给双双不足，房价飞涨，大量项目陷入调查。”
潜在GDP增长就像一只热气球，由智力资本、软件、研发、培训等无形资产投资提供动力。这些投资是推动国家这只“气球”向上飞升的燃料：
智力资本是吊篮的结构，是企业文化的无形价值；
软件（包括人工智能、云计算、数据自动化）是导航的工具；
研发是驱动创新的引擎，推动创新逼近生产边界（渐进式创新），甚至突破边界（颠覆性创新）；
教育是驾驶员，兼具人文素养（用于理解世界）与科学、技术、管理能力（用于胜任工作）。
意大利长期面临无形资产投资不足的问题。以经济表现远好于意大利的西班牙为参照，2000年至2025年间，西班牙无形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约为16%，而意大利仅为2.5%至3%。
意大利极度不愿踏入知识经济的广阔海洋——知识经济的繁荣依赖对青年教育与成人技能再培训的大规模投入。意大利是教育支出最低的国家之一，仅占GDP的4%，而欧盟平均水平为4.8%。
经合组织与欧洲教育信息网的数据显示，意大利中学教师的平均起薪约为26114-27079欧元，远低于法国等邻国（法国为32186欧元），更是不到德国教师薪资的一半（德国为62322欧元）。
意大利工业的成功，历史上一直依托于技术职业教育体系，深深植根于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革命。这套体系侧重培养适配本地产业区的特定、固化的机械与技术技能。意大利历史工业框架与现代知识经济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了其智力资本的重大结构性短板。尽管意大利传统上以高质量、专业化的制造业见长，但其教育与经济模式难以向以知识和无形资产为基础的生态系统转型。
近年来，意大利涌现出一批STEAM（科学、技术、工程、艺术与数学）高中，彻底打破了传统中等教育的格局。传统教育模式下，学生14岁就要做出二元选择：要么读普通高中（培养批判性与人文思维）或理科高中（培养逻辑分析思维），要么进入技术学院的细分专业方向。
但STEAM高中的吸引力受制于统治阶层的态度：面对知识经济对智力资本的拥抱，统治阶层的反应从直接拒绝、缺乏行动意愿，到犹豫迟疑、难以决策，不一而足。
意大利经济衰退被视为对欧盟稳定的最严重威胁之一。欧盟能否遏制系统性风险，避免经济体内出现“黑洞”——只吸收资源却不创造增长，最终拖累周边所有经济体？
“是什么”“怎么做”与“为什么”
在意大利，以GDP为核心的文化，支撑并认可那些可量化的有形投资（即“是什么”）：桥梁（墨西拿大桥投资就是“是什么”的典型代表）、有轨电车、自行车道、校舍、文化中心、学生公寓与保障房、新建城市公园、步行街与广场、废弃工业区改造、光纤网络、污染监测传感器、电动汽车充电桩等等。
那无形投资（即“怎么做”与“为什么”）呢？要应对无形领域的问题，我们需要践行意大利美食家卡洛·佩特里尼的名言：“播种乌托邦者，收获现实。”乌托邦是那些看似模糊、离奇、难以落地的想法的源头，是现实的替代品。如果文化领域中传播这类想法的播种者稀少，甚至处处受阻，无形投资便会沦为无人问津的“灰姑娘”。
国家离不开这些投资，因为输送知识流动的管道正在堵塞——知识本应如瀑布倾泻般扩散传播。
当知识被当作一套能替我们思考的自动化数据时，这些管道就会堵塞。知识的属性与数据截然不同：它有生命力，会流动变化，需要信任作为基础。我们越是试图固化它，它就越容易消散。
在组织中，每天消亡的不是数据，而是对话。人们不再提出那些维系集体智慧的细碎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谁还记得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我们遗漏了什么？取而代之的是自动提醒、流程规范、展示数据与目标的图表，服务于战略决策——一场由确定性编排的表演。
悲剧不在于无人知晓答案，而在于人人都假装了然于胸。但人类天生是出色的学习者，在任何压抑人的体系里，人们总会在走廊里低声交流见解，在喝咖啡时交换建议，以互相帮衬的低调姿态挽救项目。这些非正式的人际网络——脆弱、慷慨、无报酬——承载的知识与信息，比任何官方档案都更丰富。只因为它们无法用图表呈现，便在依赖它们的组织中始终处于隐形状态。
跨学科教育也有助于疏通知识管道，培养博学之才——能在不同学科间自如切换的思想者。我们如今困在“交叉学科”的框架里：就像在加勒比知识海洋中，用桥梁连接起一座座学科岛屿。搭建桥梁能让各专业领域的深度知识（比如医学、工程学、法学、计算机科学）建立联结。
而“超学科”则打破了岛屿的边界，将科学、人文与艺术统一在整体框架中，用普适概念替代专业术语，形成共通的语言。
简而言之，超学科追求的是知识在学术边界之外的完整统一；而交叉学科只是整合现有学科，不需要机构或研究者放弃自身专业领域。交叉学科在现有学术结构内更容易落地——它连接院系而非拆解院系，也能保障公共资金的拨付，因为资金分配遵循既定的学科标准。此外，职称晋升与期刊发表也都基于成熟的学科评价体系。
我们是否会着手清理这些被专业术语堵塞的知识管道？专家们抱着孤立主义心态，只顾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我们是该聚焦待解决的问题，还是该固守问题所属的学科？只有当知识不再在仅靠交叉学科无法疏通的管道里流动时，我们才能看到令人鼓舞的成果。
统治阶层的无情推力
意大利的经济衰退，根源在于统治阶层。这一精英阶层自封为优越阶级，通过阻碍社会流动维护自身稳定，对文化施加着不公的下行压制。由其构思、提议、推荐并推行的各项干预措施，弊大于利。
意大利统治阶层无法理解由其他反思、想象力蜕变催生的新思潮，这些思潮让长期积累传承的观念失去了效用。记忆承载的过往经验不仅不再有用，甚至有害。与此同时，那些秉持“一切皆有可能”的文化、勇于探索未知领域的探索者，却能从看似边缘、统计上无足轻重的事件中，窥见充满希望的机遇。他们的革命性想法是不可逆的转折点，此前占据主导的从众心态，将被彻底颠覆。
意大利沉迷于制造业出口的成就，活像纳西索斯——爱上了自己知识版图中的倒影。为了避免重蹈纳西索斯的覆辙（他凝望死亡之河的泥水，只为再看一眼自己的倒影，最终坠入河中），意大利制造业应当仔细关注那只从“创造性无知”中诞生的“丑小鸭”——它会突然蜕变为美丽的天鹅。
创造性无知是一种主动、刻意的“无知”，并非智力不足，而是实现市场颠覆性突破的关键工具。
这个阶层把头埋进沙子里，枕着硬化的枕头安睡——这枕头本因国家经济的困境而坚硬不堪，却因“黑钱”与“非法用工”而变得柔软舒适。
“黑钱”
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与经济财政部估算，地下经济与非法活动规模约为2175亿欧元，占GDP的10.2%。每年偷逃的税收与社保费用约为1000亿至1120亿欧元。
意大利税务局2025年分析了约1700万份纳税申报，识别出约20万名逃税主体，包括企业与个人纳税人。
申报收入低于合理阈值的行业占比：
医疗机构与实验室：25%
药店：37%
牙医诊所：48%
公证机构：37%
（数据来源：意大利经济财政部，2025年）
出于自私本能，各类行业协会非但不反思自身税务行为对社会的影响，反而大肆宣扬“肩上的重担有多沉重”，以此自我满足。行业协会的强大话语权，束缚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说被誉为“创新先知”的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变革的过程，那么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停滞状态本身就是一种矛盾。
“未申报用工”
意大利约有313.2万名未申报或非正规就业劳动者，较此前调查增加了14.5万人以上。
过往经验主导统治阶层的选择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统治阶层的根本问题在于短期主义文化已渗透整个意大利社会。
从政治决策者到企业、家庭与个人，人人都只想获取即时利益。
主要惠及后代的大型项目被不断牺牲。1980至1994年出生的人群中，27.1%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如父辈，仅有25.1%实现了阶层提升。财富向已有者集中，且倾向于固化在原有阶层。
这个国家不会“铭记未来”
如果打破线性的时间观念，我们便能“铭记未来”：也就是对当下之外的时间抱有强烈的方向感，让未来在脑海中如此鲜活，仿佛和昨日的记忆一样真实。
大脑不仅能用记忆存档过往，还能模拟与规划未来。
当我们分析过往的成败，就能直接构建未来，而非仅仅预测未来。
面向新统治阶层的激进社会创新
经济从“赚钱机器”变为“有机生命体”。
经济不是一台只产出利润的冰冷机器，而是一个鲜活的有机体、一套社会生态系统。它是关系的集合，而非螺栓的拼接。
经济因人类的互动而存在，由信任与期待、恐惧与需求共同构成。驱动它运转的不是电力，而是人类行为。
经济创造价值，而非仅仅制造金钱。
真正的经济学，关注的是我们如何将资源（时间、才智、原材料）转化为能改善人们生活的事物。一个社会可以拥有堆积如山的钞票，但如果没能产出福祉，经济就是停滞的。
经济有其生物与物理边界。
实体经济必须应对稀缺性：地球资源有限，人的时间也有限。把经济当成可以随意加速的机器，往往会导致社会倦怠或环境灾难。
经济更像一座花园，而非一座工厂：需要培育、修剪，尊重其周期规律，而非按下开关就榨取利润。
经济学家曾是社会哲学家。
如今他们大多成了GDP数据的核算员，是监管GDP规则的官僚。最热门的大学专业是经济统计学，却忽略了人文、哲学与历史。
正因为社会哲学家型的经济学家缺位，或其声音不被重视，GDP的替代指标才始终被忽视。
GDP的替代指标
人类发展指数（HDI）：由联合国制定，综合了人均国民总收入、出生时预期寿命与教育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与预期受教育年限）。
真实进步指标（GPI）：对GDP进行修正，减去污染、犯罪、交通事故等社会与环境代价，加上无偿劳动（如志愿工作、家务劳动）的价值。
快乐星球指数（HPI）：衡量创造福祉的环境效率，将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与国家生态足迹相关联。
经合组织美好生活指数：一款交互式工具，从住房、收入、工作、教育、环境等11个维度，对比41个国家的福祉水平。
意大利是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之一，银行业规模位居欧洲前列。
意大利是一个储蓄大国。2024年，意大利总储蓄率预计为GDP的24.8%，高于全球22.9%的平均水平。
经合组织成员国对比（2024年）
意大利（24.8%）在经合组织成员中处于中游：
近期趋势
截止2025年12月，意大利总储蓄率预计为24.9%。2024年数据（23.25%-24.8%）较2023年的23.06%有所上升。
家庭储蓄详情
2024年意大利家庭储蓄率约为11.97%。
在欧洲范围内，这一比例低于德国（20.04%）与法国（17.93%）。但意大利家庭的净资产规模仍位居前列，财富相当于可支配收入的8倍，超过欧元区平均水平（7.5倍）。
历史数据
1970-2024年，意大利储蓄率历史均值为22.17%，1970年达到峰值27.59%。
2025年，在欧盟主要国家中，意大利赤字占GDP的比例低于法国，但本就低迷的增长预期在2026年1月再度被下调，且持续恶化。意大利面临的前景始终黯淡。
意大利陷入了公共债务（尤其是政府债务）的恶性循环，债务规模远高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
债务负担：占GDP比例——家庭债务、企业债务、总债务
在意大利，一个项目平均需要4-5年才能完成，而欧洲伙伴国平均仅需2-3年。官僚体系的过度干预，催生了大批依附公共资金的咨询机构。经济的接触点不再是新商品与新服务的市场与消费者——这本是创业型经济的核心——而是官僚机构、游说集团与派系势力。
经济政策措施被高层官僚（部长级主管与内阁负责人）裹挟，他们的目的是制定、推行新法规，在已有法规基础上层层加码，而这些法规往往是投机与腐败的温床。他们将立法干预套入复杂的监管流程，故意增加解读难度。
过度监管就像一只梁龙——身体庞大，大脑却很小、智商很低的恐龙。国家官僚机构制定的繁多规则，不断放大这只“恐龙”的躯体，却压缩了它的大脑：因为规则阻碍了人们开展试验，去理解文化、社会与经济环境的变化。
由此，高层官僚攫取了权力，制造出解读模糊的灰色地带，助长腐败，却无需为公共政策的监管效果承担任何责任，也毫无公正性可言。
要打破税收与补贴被官僚操控的局面，首先需要政策制定者认真研读熊彼特1918年的文章《税收国家的危机》。
意大利税收负担远高于多数发达经济体：税收收入占GDP比例；数据来源：经合组织
意大利家庭的实际收入已持续显著下滑。全职员工工资远低于欧盟主要国家，生产率（每工作小时创造的GDP）停滞不前，在购买力平价下的人均GDP呈负增长。
欧洲各国全职员工平均年薪（2008-2024年均值，欧元）；数据来源：《金融时报》
造成这一局面的核心原因，在于研发投入水平低、科研对产业创新的拉动作用弱，以及文化层面始终将创新等同于渐进式改进，排斥颠覆性创新——2022至2025年间，制药、电子、航空航天领域的高科技制造企业出生率低迷，便是明证。
欧盟各地区高科技产业新生企业分布：制药、电子、航空航天——每1万居民企业新增数量，2022-2025年均值，NUTS3层级
关于生产率现状的数据与视角有很多，遗憾的是，最核心的影响因素始终是一个棘手的角色：市场势力。
这一因素应当为诸多“罪状”负责：从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与之对应的是资本收益的持续攀升），到生产率增长的长期放缓。
企业通过增强市场势力，降低了自身面临的竞争压力，结果便是利润膨胀、工资停滞、生产率失去动力。
这一问题还有另一面：超级管理者们坐在越升越高的利润气球上，给自己发放超高薪酬。多数人所得微薄，少数人赚得盆满钵满。
问题随之而来：我们应当扶持怎样的企业家精神？是只扶持渐进式创新者——他们一心提升企业业绩，巩固自身市场势力，让员工困在专业细分领域，阻碍他们向更具创新性的行业转岗？还是也扶持革命性创新者——他们改变劳动者与消费者的偏好，重塑人们的工作与消费模式？
换言之，在位企业家的竞争对手来自行业之外，其颠覆性足以直接斩断市场势力的根基。“歌利亚”般的超级管理者，会遇上“大卫”般的变革型企业家这个强劲对手。
因此，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打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渐进式创新者与革命性创新者能平等竞争，仅凭自身动机与特质角逐，不受公权力的恶意干预。
打造公平环境，对意大利的政策制定者而言，是一个痛苦的选择：意味着要削弱行业协会与其他利益集团对经济政策决策的影响力。简而言之，政策制定者应当挣脱这些利益集团的束缚。
意大利的政治阶层、在位企业与超级管理者之间存在高度的利益中介。我们不妨做一个科学实验，就像1654年马格德堡市长、科学家奥托·冯·格里克做的那样——他曾推翻了“自然厌恶真空”的理论：
在大广场中央放置一个由两个半球拼接而成的球体，一个半球代表在位企业的利益，另一个代表超级管理者的利益。如果球体内部失去了孕育新型变革型创业的竞争氛围，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将两个半球分开，双方的利益会彻底融为一体。
冯·格里克当年动用了马匹的力量，也没能拉开两个半球。只有打破中介真空，才能让竞争真正发挥作用：压缩市场势力及其衍生问题，引爆创业活力，打破“市场势力—利润膨胀—超高薪酬—劳动者流动性低—经济生产率低”的恶性循环。
第四幕
年轻毕业生的被迫人才流失，
而非国际人才流动
在健康的全球经济中，人才理应流动循环：一个国家会流失部分高学历人才，但也会吸引同等或更多数量的国际人才，或迎来本国人才回流。
然而在意大利，这种平衡被打破，变成了单向的人才流失。
人才流动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工业革命伊始，知识游牧主义就催生了不断涌现的创业热情。如今，在全球“大游学”浪潮中，环球流动的人才所编织的联结网络，正在创造价值。
意大利是欧洲毕业生占比最低的国家之一（25-34岁人群中约30%，而欧盟平均水平超过40%），却仍在持续向海外输送人才。过去十年间，毕业生（尤其是40岁以下群体）的外流规模急剧扩大。
25-34岁的海外移民中，约42.1%是大学毕业生，占全国人才流失的很大一部分。而意大利国内仅31.6%的人口拥有高等教育学位，这种人才持续外流，不断削弱着意大利知识型劳动力的根基。
缺乏尊严的薪资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德国与法国是众多移民目的地中的两个：意大利毕业生平均年薪税前为29419欧元，德国毕业生为39279欧元，欧洲平均水平为31222欧元。
薪资不尽如人意之外，还有大量不稳定合同、高学历人才需求不足的问题。先是出现“过度教育”（人才浪费），随后便是技能型移民。
由于刻意回避知识经济，创新水平有限（仅停留在改进现有产品与服务层面），意大利的生产体系无法消化高等教育的人才供给。
这些特征显而易见、广受关注，但一场无声革命的信号却始终被掩盖。这场革命主要由第一代创业者推动，他们反抗着成熟企业中以管控为核心、承诺秩序、可预测性与安全感的经营模式。这是一种无形的管理“宗教”：没人教授，却人人奉行。
全球范围内，革新者们正在构建创业型知识社会。他们的阵营在壮大，但仍比不上面临薪资不稳定、工作不满的毕业生群体——后者的规模因经济政策完全无法适配创业革命带来的范式转变，而大幅扩张。
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与游客正涌向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摇篮佛罗伦萨。在洛伦佐·德·美第奇之城，以及托斯卡纳其他地区、意大利全境的众多文化胜地，游客们会短暂邂逅我们年轻的人文学科毕业生——他们在卖门票、看管展厅。
就像马塞尔·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写的那样，这些年轻人似乎在试图逃避时间本身。
但如果有创业先锋队——由意大利与外国志愿者共同组成——出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舞台上，激发年轻人才的创业精神，这种“普鲁斯特效应”本可以避免。在他们的帮助下，年轻人可以创办创新企业，借助数字技术工具，将文艺复兴的历史与故事提升到新高度。文艺复兴知识地图可以嵌入谷歌地图，创意潜力无穷。
只要看看比利时独立工作室Tale of Tales开发的电子游戏，就能明白：马萨乔，以及所有文艺复兴艺术的代表人物，都能获得新生，跳出被封存、甚至被禁锢的博物馆空间与时间限制。
到那时，我们终于可以反驳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写道，衰落的财富与消逝的天才共同造就了意大利的艺术奇迹。
否则，我们只能活在“文艺复兴文化丰饶，创业精神贫瘠”的悖论里。
艺术领域的创新型初创企业占比极低。2025年登记的全部初创企业中，意大利的艺术类、创意与文娱类初创企业仅有70至90家。
服务于多元性的“技术”（Technology，一种“社会工程”）、包容多元的“包容”（Tolerance）、产出新想法的“人才”（Talent）——这三大以“T”开头的要素，将决定未来数年经济与社会创新的节奏。
这一进程的快慢，取决于能否将三大要素交织融合，在本土居民与移民之间构建良性的社会关系与创业联结。
那些借助社会技术、包容精神与人才实现繁荣的城市已经证明：我们可以让移民成为普惠福祉的来源，而非城市衰败、经济与社会弊病的诱因。
意大利是否会向海外人才敞开大门，让意大利与外国人才联合创办的国际初创企业扎根于本国产业体系？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根除“颐和园式”的短视思维。就像19世纪末中国的改革派一样，我们的创新者不得不与“慈禧太后”（意大利又有多少这样的人？）抗衡——后者宁愿在颐和园里造一艘大理石船，也不愿拥有现代化舰队。
人才的国际流动，是全球初创企业地域化创业的源头——这些企业将产品与服务输送到世界各地。智慧城市、知识型城市、数字城市、网络城市、泛在城市等项目，孕育了无数企业。
在三大“T”要素的国际排名中，瑞典、美国、芬兰位居前列，意大利位列第13位。排在它前面的欧盟三巨头分别是：德国（第6位）、英国（第7位）、法国（第9位）。
在公共行政这一狭窄领域，远程办公被视为例外，而非常态。主流原则是监督管控：员工必须到岗，老板才能盯着偷懒的人。
不思进取的公共行政部门，形成了不对称的发展格局，损害了具备长远眼光的企业利益。
工业革命由蒸汽技术驱动，将农民与手工业者赶出了家园、农田与作坊。工厂聚集了大量工人与机器，成为新的工作场所。
“凡不是蒸汽机的，都是空想”，政治活动家本杰明·贡斯当在19世纪初写道，人类变成了“机械的物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按照既定行为模式行事”。
远程办公与智能办公
早在新冠疫情暴发前，数字技术的发展就已预示远程办公时代的到来。2019年10月，米兰理工大学天文台报告显示，已有57万名员工借助数字工具，实现了工作时间与地点的灵活自主选择，较2018年增长20%。
此后数月，博洛尼亚大都会市、威尼托大区的行业协会与工会、特伦托自治省，都宣布计划采用创新工作模式，兼顾企业需求与劳动者诉求。
意大利远程办公人数（2020-2025年）：大型企业、微型企业、公共行政部门、中小企业
这一持续演进的现象是一场宏大的社会实验，带来了诸多益处，但也可能转化为弊端。
劳动者在互联网海洋中畅游，可以抵达无数地方。居家远程办公能提升个人福祉（压力更小、工作生活更平衡），也有益于环境（污染更少）。
但要避免益处变弊端，远程办公者就不能陷入孤立。“我怀念办公室的社交互动”是劳动者普遍的强烈心声。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验证借助数字工具组建的虚拟工作团队，能否有效发挥成员掌握的知识。
但这不仅关乎工作效率与生产率，更关乎创新。在新兴世界中，创新之路仍有待探索。指引我们走向新世界的，不是远程办公，而是智能办公。
真正关键的不是居家办公，而是与不同圈层的人协作。不需要特殊技术，一部智能手机、一台笔记本或平板就足够。但核心前提是：企业要奖励员工的创造力；劳动者要有热情，愿意以创造者的姿态，主动促成偶然相遇与自由交流。不仅通过网络，还要结合虚拟与现实（面对面交流）。
眼前的世界，要求我们探索知识与想法的新组合。智能办公的最佳用途，是培养一代创造者——就像《塞伦迪普三王子》（斯里兰卡的古称）里的主人公一样，凭借机缘与敏锐，发现意料之外的事物。
机缘巧合也需要一点不安分，一种不断前行的渴望——因为“从没听说有人坐着就能绊倒发现新东西。到处逛的狗，总能找到骨头”。美国著名汽车工程师查尔斯·凯特林的这句话，在意大利汽车产业的沃土上，理应得到重视与践行。
远程办公只有在由不依赖技术的脑力劳动者开展时，才算得上智能办公。它打破了传统办公室每周5天、每天7-8小时甚至更长的工作模式。
此外，办公室早已打破了旧层级体系筑起的墙壁与隔间。人们开放办公、团队协作，使用电子邮件、视频会议、虚拟白板、社交媒体等数字工具，让现场办公不再是必需。
工作模式的实体变革，首先需要一场文化革命，尤其是管理者层面的观念转变：他们必须学会信任员工，相信员工远程也能做好工作。
《金融时报》描述的“鲍勃综合征”值得重视：
“鲍勃是一名美国软件开发者，在一家大公司居家办公。2013年人们发现，鲍勃把自己的工作外包给了中国的公司。他把部分工资付给中国的咨询公司代劳，自己则刷Reddit、在eBay交易、更新脸书、看猫咪视频。一个又一个季度，他的绩效评级都是最佳开发者，但代码根本不是他写的。”
与其说鲍勃是员工，不如说他是试图增加收入的供应链代理？他该被解雇，还是反而该拿到一份自由职业合同？
管理者还必须应对创新的需求——创新需要聪慧、富有想象力的创新者。关键问题是：这些人在什么状态下能发挥最佳水平？是面对面办公，还是远程办公时，我们更关注使用的设备，而非要产生的想法？
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认为，创造性工作需要社会资本，将个体知识置于更广阔的语境中。而这种资本，是通过面对面工作积累的，虚拟互动反而会消耗它。
激发创造力的不是Zoom会议，而是面对面交流——语言与肢体语言的碰撞，会产生屏幕上无法想象的张力、摩擦与分歧，而这些冲突正是创新的源泉。
反过来也有人认为，物理空间会阻碍自发对话，因为参会者受论资排辈的规则约束，倾向于附和老板的意见。而远程视频会议中，人人都能自由表达。
归根结底，智能办公者的节奏，就像走钢丝的人：在与同事面对面协作，和独自或与他人开展数字会议之间，寻找平衡。
定居式数字游民
随着人工智能，以及微软Teams、Zoom Workplace等提供沟通协作解决方案的平台兴起，一种新现象正在出现：一小部分人最初定居在城市，却能一边居家，一边在全球范围内保持活跃生活。他们主要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群，每年仅在线下国际中心会面一到两次。
忽视这一群体，会使他们居住的社区无法从其广泛、密集的无国界联结中获益。
定居式数字游民是远程办公的专业人士，与全球知识分子、思想家、创作者高度互联——后者是文化与科学生产的核心力量。在意大利，这一群体处于统计盲区，粗略估计约有80万人。
此外，全球“知识阶层”的整体规模也没有官方数据。据估算，全球研究人员约有1000万至1500万，支撑他们的知识型专业人员约有6000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全职等效研究人员数量已超过880万至900万，且持续增长，其中72%集中在欧盟、中国、美国、日本与俄罗斯。
如果算上所有运营岗位，而非仅核心创意群体，创意产业从业者约有5000万，创造的产值占全球GDP的3.1%。
在意大利城市中，可追溯至中世纪的行业协会势力庞大。拿破仑时期它们曾被废除，协会成员会排斥非定居、流动的从业者。
时至今日，行业协会有动力登记这些定居式游民吗？依附于传统范式、反对游牧式思维与行动的特权，是否依然存在？这些游民是否被视为颠覆者？是否故意不给他们登记，好把他们打上“闯入者”的标签？
行政层面的隐形，是否有助于维护其权力地位的寻租收益？
定居式游民灵活、数字化、流动化，是官僚雷达监测不到的创新者，是创造性破坏的执行者，撼动着固化的特权体系。他们借助全球专业知识，打破本地知识的垄断，让价值创造跳出地域的围栏。
归根结底，定居式游民难以捉摸，在物理与数字世界自由穿梭，是跨界传播想法的创新者。他们打破职业单一文化，激发知识活力，将博洛尼亚等社区融入全球网络。由此，他们废除了经济封建制，将堡垒式的城市转变为联结的枢纽，打破企业壁垒。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篇写道：“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要充分满足这一本性，就必须开展调查、收集数据，识别意大利的定居式游民，明确他们在社区中的角色与地位。
社区的形态并非一成不变，它的未来也取决于对这些游民的接纳程度。产业体系中的跨国企业会从中受益，年轻人才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将自身的流动性从“物理逃离”转变为“数字联结”。
定居式游民现象，是对各类统计调查机构与组织的行动呼吁——包括官方公共机构、学术研究中心与私营市场研究公司。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契机：收集数据，将其转化为清晰、有说服力的叙事。
统计与想象力结合，就能产生创意的滤镜。数据经过这层滤镜，会生发出深刻的意义，让游民这一独特现象被聚光照亮。自以为了解却并未真正了解，是一种知识的错觉，是掩盖现实本质的面纱。
如果我们把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著名开篇的那句反过来讲，他应该不会介意：“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
意大利的幸福，来自它典型的“家庭模式”：母亲是“意大利制造”，父亲是“出口贸易”，孩子是“旅游业”。而“科学制造”与艺术胜地，是没人疼的继子。
多么不可思议！大黄蜂明明不懂空气动力学，却照样能飞。二战后，一只名叫“意大利”的大黄蜂，在西方经济的天空中振翅高飞。尽管气动设计平平，却靠着工匠与小企业家打造的“翅膀”——他们开启了“意大利制造”的时代——不断攀升、快速前行、保持航向。
世纪之交时，这只大黄蜂被官僚主义与管理主义的双管猎枪击中，企业家精神的生命力被彻底压制。
意大利制造与科学制造
“意大利制造”的制造业出口美得像纳西索斯，爱上了自己知识版图中的倒影。为了避免重蹈纳西索斯坠河的覆辙，意大利制造业应当仔细关注那只从“创造性无知”中诞生的“丑小鸭”——它会突然蜕变为美丽的天鹅。
创造性无知是一个诱人却危险的参照。每一位开拓新路径的创新者，都应当铭记伏尔泰的话：“我们这渺小的物种天性如此：走老路的人，总不忘朝开辟新路的人扔石头。”
战后意大利制造的三大标志性产品：
1946年：比亚乔韦士柏（Vespa Piaggio）踏板摩托车，象征意大利战后重生
1947年：法拉利125 S，首款以恩佐·法拉利命名的赛车
1957年：新款菲亚特500，让整个半岛实现汽车普及的国民车
“科学制造”承载的是人性的科学——曾让亚当·斯密与大卫·休谟深感兴趣的领域。它挑战了将市场视为终极目的的既定知识体系，催生出秉持伦理准则的行动主义资本主义。其核心使命是对抗掠夺性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平等，为地球做正确的事，保护野生自然。
随着权力与财富的日益集中，掠夺性资本主义正让“制造”滑向“奢华制造”，与挪威裔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托斯丹·邦德·凡勃伦笔下的“势利先生”同流合污。
势利者以拥有象征身份的物质商品为满足：他们拒绝任何非少数富人专属的东西，热衷炫耀性消费——愿意花高价购买（需求与价格成正比，而非反比），以此彰显商品的奢华与专属。价格越高，他们越爱炫耀豪宅、豪车、游艇、艺术品、名贵地毯等等。
意大利收入不平等加剧：2011-2025年财富不平等演变
解读：2024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收入占比为32%。收入统计包含养老金与失业保险体系，为税前口径。
与之相反，“科学制造”致力于解决成因复杂、难以解读的难题，是不可或缺且普惠的。
如果疫苗或环保认证产品价格高到让大多数人买不起，只会分别加剧疫情蔓延与温室效应，最终也会损害富人自身的福祉。
“科学制造”深深植根于公共利益理念，这是所有人都应守护的价值。
出口贸易
意大利是出口大国，已连续十年保持出口佳绩。出口规模持续增长，已占GDP的约40%。贸易顺差让很多国家艳羡。
对出口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纪录一再刷新。这股热情源于动力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纪录是靠压低工资、抑制国内消费来支撑出口实现的。创纪录的出口并未惠及劳动者。
我们靠控制成本，而非加速创新来推动出口。归根结底，意大利的竞争优势来自被压缩的劳动力成本。
何必冒着风险搞研发、做高创新产品？靠成本优势真的能换来更好的贸易条件（即一单位出口能换回多少单位进口）吗？相比之下，工资倾销更容易做到。
创纪录的出口迫使劳动者不断追求提升，承受着压力与风险。追求结果的快节奏，损害了他们的专注力。创造纪录的技术让人产生依赖，难以摆脱。
过度关注出口所需的技术技能，却忽视了团队协作、沟通表达、独立思考等能力——这些能力能培养创造力、适应力与伦理领导力，而非仅满足职业所需的特定、可量化技能。
亚当·斯密强烈批判将出口视为国家财富核心的观点。他在《国富论》中提出，痴迷出口、轻视进口（追求贸易顺差），是以牺牲消费者福祉为代价，成全生产者利益。
斯密反对政府补贴刺激出口，认为这会适得其反：补贴让国家能以更低价格向海外出售商品，同时却要本国民众纳税来承担补贴成本。
大卫·李嘉图也认为，过度出口会导致资源配置低效。
当代也不乏经济学家认同这些先哲的观点。过度出口催生低质量增长，削弱现有监管，引发工资与环境标准的竞次效应。
此外，出口将资源转移到海外，反而会让国家陷入贫困，可能耗尽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加工产品出口会带来污染，生产国承担环境损害的代价，消费国坐享其成。
最终，当前政治、经济与环境格局的变化（自然资源消耗日益不可持续），让出口的成功难以复制。过度关注外需，会忽视内需的必要性，进而阻碍强大国内市场的形成，引发严重的社会不公与环境破坏。
旅游业
2025年，意大利接待游客1.463亿人次，过夜游客4.793亿人次。连续多年刷新纪录后，酒店业主、房产所有者、短租经营者与零售行业都收获了巨额收益。
酒店与餐厅管理者也赚得盆满钵满，奖金与客流量挂钩。而服务员、客房保洁、前台员工往往是季节性或固定期限合同。
旅游业虽带动了就业，但劳动者的净收益远低于所有者与管理层。旅游收入加剧了经济不平等，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被大型连锁酒店与国际旅行社抽走。
除了低薪、季节性、不稳定的工作，从业者的职业上升空间也十分有限。
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差距不断拉大，同时大量游客涌入推高了房租与众多商品服务的价格。
如果将旅游业视为颠覆性社会创新的契机，我们会看到有情怀的旅游经营者——他们真心保障员工的体面生活。这样的优秀案例并不鲜见：
纺织企业家克里斯托福罗·贝尼尼奥·克雷斯皮1876年创建了克雷斯皮阿达村，为工人提供带花园的舒适住房、完善的配套服务（学校、剧院、医院、教堂、公共洗衣房）与高标准生活，以此提升员工忠诚度与生产率。
瑞士裔意大利企业家洛伊曼在都灵附近打造的同名村落也遵循同样的理念，至今仍对游客开放。
如果压力过大，旅游业必然会崩溃。要警惕：别把旅游业变成高速粒子，最终撞上仍在意公共政策（包括旅游政策）公平性、更关注社区整体福祉存续的本地社区核心。
艺术胜地
意大利的艺术胜地是吸引游客的独特资产，却被束缚在阻碍其价值发挥的框架中。这个框架名叫“资产负债表”。
它按照旧工业经济的准则编制，几乎把这些资产当成煤矿来核算，无视艺术创造力催生的独特商品所具备的诸多无形资产——这些资产本可以供大众享用。
工业资产负债表赋予艺术的价值，并非其在市场上的真实价值——如果能挖掘并强化“三大无形资本”（智力资本、声誉资本、创业资本）的根基，价值会大不相同。
就像天启四骑士一样，这“三大资本”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只有理解它们，才能真正解读艺术胜地的价值。
我们不能指望会计们认同凯恩斯的理念——他曾说，宁可大致正确，也不要完全错误。
会计们的现实感满满的是对出错的担忧与对后果的恐惧，无法开启新时代。创新只能来自文化遗产领域年轻学生、毕业生与研究者的蓬勃创造力。
深陷专业细分的深井，就会失去清晰的全局视野，最终只能写出受众狭窄的学术专著。
如果这些年轻人能与历史、哲学、经济、建筑、化学、物理、计算机等领域的同行建立联结——先建立信任，再发展创业关系——局面会截然不同。
简言之，如果以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能成为跨文化生态系统的催化剂，艺术胜地便会重焕生机，每一处都能成为由生态系统参与者创办的创新初创企业。
游客沉浸在增强现实的文化熔炉中——数字技术与创新内容交融碰撞——便能获得独一无二的体验。
没有科研与教育滋养新一代人的思想，真的能有光明的未来吗？反过来，我们难道不该彻底重塑科研与教育吗？
科研是灰姑娘……
国内研发总支出占GDP比例（%，2024年或最新可得数据）；注：各国具体趋势可查阅经合组织数据平台的MSTI数据库。数据来源：经合组织《主要科学技术指标》数据库，2026年3月
……而意大利是中等创新者
意大利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在1.3%至1.5%之间，德国为3.1%，欧盟平均水平为2.24%。
研发投入与创新等级对应关系
意大利人均科研人员数量全球排名第35位，每千名居民中仅2.79名科研人员。欧洲邻国的科研人员密度更高：德国5.7名，法国5.1名，西班牙3.3名。
科学家与研究者走在两条并行的道路上：一条是在最具声望的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另一条是将自身科学发现转化为创业成果。
全球范围内，意大利年度科研论文总量排名第7位。意大利在科学知识产权、超级计算能力方面排名靠前，却没有对应到科学创业的高排名。
其科学创业路径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机器人与生命科学领域。
从科研型初创企业数量看，意大利全球排名第25位，西欧排名第13位；从“独角兽”科技企业（估值超10亿美元）价值看，意大利全球排名第33位；每百万居民拥有的科技独角兽数量，排名第34位。
科研成果向商业转化的进程，受制于三大顽疾：风险资本长期短缺、公共行政部门监管严苛繁重、学术机构与商界联系薄弱。
研发中心的选址决策，正变得比生产工厂选址更关键。英特尔表示，虽然决定在哪里建厂相对简单，但选择在哪里设立研究中心是一门艺术，首要考量的是可用人才，其次才是消费者与政府政策。
意大利科学创业的时区还停留在深夜，黎明遥遥无期。这个国家未能理解科学与创业结合蕴含的诸多社会与经济价值。
大学课堂与实验室里，人们颂扬玛丽·居里的才华与探索热情，却忽视了她的创业才能与向私人募资的能力——而非仅靠政府扶持。
大型全球化企业构建起全球网络，将生产活动与前沿科研创业智库共生融合，形成了庞大的“星系”，无数创业之星环绕其中，吸引着年轻科研人才与有志创新的创业者。
我们来看看英特尔欧洲实验室的布局——这一研发创新网络覆盖英特尔业务单元所在的各个地区。该网络2009年初正式成立，旨在强化英特尔对欧洲研发的投入，除了推动英特尔核心技术创新，还与产业界、学术机构深度合作，培育创新，巩固欧洲的全球技术领先地位。
然而，意大利并不在这张版图上。缺席英特尔欧洲实验室版图，也意味着被英特尔资本边缘化——后者已在54个国家的数千家企业投资了数十亿美元。英特尔资本的人高呼：“我们需要更多初创企业！”而这句话在意大利，只能悬在空中，无处落地。
在种种问题清单中，科研的制度化弊端不容忽视——它限制了研究者与创新者的自由。
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古代哲学与科学荣休教授杰弗里·劳埃德在《好奇的雄心：理解古希腊与中国的世界》一书中写道：
“当科研被制度化，个体真正创新想法的空间就会被压缩。研究项目越获得官方认可，遵循项目要求的压力就越大。显而易见的风险是……个体极难提出新想法，更不用说为项目本身指明新方向。”
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家斯蒂芬·沙宾在其著作《科学生活：现代晚期职业的道德史》出版后的访谈中，也有这样的思考：
“如果对比工业界的纯研究与学术界的研究，很多常见的反差其实并不准确。如果说自主权是核心，20世纪初很多工业科学家享有的自主权，并不亚于学术界同行。保密与开放的问题也是如此。
大学科研与工业科研在质量上有明显差距的说法同样站不住脚；而认为应用研发比纯研究更不需要脑力的观点，不过是教条罢了。”
要增加科学家创办企业的数量，让人们同等重视科研与创业转化，国家必须拥有工业研究实验室，让科学家能知行合一。
如果大型企业将研究实验室迁往海外（比如IBM与微软的做法），又吸引不到新的实验室入驻，能让科学家担任（联合）创始人的企业就会持续短缺。
入驻意大利的大型高科技跨国公司，往往只设立销售、营销或技术支持分公司，更愿意将科研与工程实验室设在官僚体系更精简、资本密度更高的欧洲国家（比如英国与爱尔兰）。
在意大利，“终身学习”并未在教育的舞台上落地。
意大利人口中，完成大学学位的比例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且学制更长，这增加了大学教育的机会成本，也阻碍了高水平技能的发展。
经合组织还指出，意大利大学教授招聘缺乏透明度，年轻教授与研究者数量不足，科研与大学教育支出远低于欧盟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
这一局面导致了严重的人才流失，高水平技能难以普及。
拥有大专或大学学位的人口占比排名，基于经合组织《2025年教育概览》报告
学科孤岛效应阻碍了人文与科学的交流融合。
在重塑后的大学里，多元知识相互交织融合，生成新的科学资产，再由参与者转化为创新创业活动。
年轻人的教育，在这些大学与学术企业的交汇处完成——这是当下创业的新方向，从美国到印度、中国皆是如此。
21世纪涌现的创业民主，正依托科学与商业的结合蓬勃发展。置身事外，就等于让新一代人踏上漫长的沙漠苦旅。
在上海，英美高校的年轻人正与科技企业合作，创办国际创意中心与研究院。这些年轻人大多拥有硕士与博士学位，在教学与实地实践中，常常将科学、技术与商业融为一体。
上海科技大学等机构，在前沿技术研究院之外，还设立了创意与艺术学院这类高度专业化的院系。
国际科学与人文科学院（CORE Academy）是这一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桥梁。作为总部设于中国香港的国际科学组织，该学院致力于促进跨地域、跨学科的人才交流与知识合作，并与中国推动国际人才循环的战略方向相协同，为具有国际教育和研究背景的青年学者及创新人才创造更多交流、合作与发展的机会。
学院通过多种机制促进人才回流与创新创业。其下属的科睿研究院（Ke Rui Academy）是一家专注于应用研究与创新实践的机构，聚焦科学、技术与人文研究的交叉融合，为具有海外高校学习和研究经历的青年人才提供开展研究与创新实践的平台，助力他们将海外学习与研究中形成的理念转化为创新项目与产业化成果。
重塑大学的早期原型包括密涅瓦学校、奇点大学与非理性研究所。
密涅瓦学校：以掌管知识追求的罗马女神命名，将中世纪游学教士的传统投射到未来。借助无处不在的实时互动视频授课技术，与融合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实验与互动的学习体系相结合。学生从全球招募，形成无国界的社群，在旧金山、柏林、布宜诺斯艾利斯、孟买、香港、伦敦、悉尼、巴塞罗那、开普敦、纽约等国际大都市轮流居住，沉浸式体验当地文化。
“奇点大学”：位于美国加州，依托指数级增长的技术力量，汇聚来自不同国家与文化、在科学与创业交叉领域展现才华的年轻人。不同文化的方法相互交融，形成思想、学习、项目的熔炉，促进学生、学者、科学家、人文学者与商业领袖的互动。
非理性研究所：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也为千禧年之后的大学提供了另一条路径。学生通过参与国际人才圈层学习，培育自主创意，并在学习中走向创业。“海上非理性号”航船载着崭露头角的创业者，在全球最具创业活力的城市港口间穿梭。航程中，参与者与学者、企业家、创新者并肩航行，跨越知识之海与创造性无知之海的海峡。
“非理性”意味着质疑那些掌握知识、以过去指引未来的权威。
非理性研究所呼应了爱尔兰哲学家查尔斯·汉迪在《非理性时代》中预言的时代，他写道：
“我们正进入一个非理性的时代。在诸多领域，未来都将由我们塑造，为我们所用。这个时代，唯一成立的预测，就是没有任何预测会成立。因此，无论私人生活还是公共领域，都需要大胆想象，思考不可能之事，践行非理性之举。”
20世纪的大学中，有人倡导供给侧教育体系，主张开设更多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课程，因为科学进步被认为是创新想法的引擎。
而新世纪的新兴大学，则高度关注需求侧，吸引有热情、有渴望、有智谋的学生去迸发创意。
因为和过去一样，驱动创新的是人的活力，而非科学进步。
诺贝尔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认为，是人的坚韧与魄力，让英国与美国在19世纪20年代成为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随后德国与法国也在该世纪后期跟上——而非科学进步本身。
或许没有哪个领域比教育领域更让政策制定者依赖过往经验的洞见——彼时创新是渐进的，且大多可预测。
与固守千年大学堡垒的政策制定者相比，新千年大学的创办者们“无知”得很：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教育项目不可行，就算落地了也不会成功。
但恰恰是这些先驱者勇于尝试，用实践铺就了成功之路。
前沿推进得越远——超学科课程、STEAM课程也以培养新一代科学创业精神为导向——上一个千年的大学就越被迫后退。
当投资超过资本折旧时，净资本存量（经济体中所有实物资产扣除累计折旧后的总价值）便会增加。这一进程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每工作小时对应的总协调净资本存量（购买力平价，2019年）；数据来源：《金融时报》，基于Allas, T.与Zenghelis, D.《英国的资本缺口：数万亿美元的缺口需数十年弥补》，生产率研究所，2025年
意大利的工业现代化投资存在结构性缺口。要填补这一缺口，需要重振创业型经济，支持高创新初创企业的涌现。
企业的成长，取决于能否将创业精神注入管理架构。这需要推行相关措施，提升企业家在企业人员中的角色定位——企业家负责开拓新业务，从而提升企业的创业活力。
危机与商业机遇，会促使员工离开企业“巢穴”，开启自己的创业事业。
由就业短缺驱动的“生存型创业”，与企业内部创业能力提升催生的“机会型创业”，正成为新一代的两大主要职业路径。
总体而言，在职劳动者正脱离工会，自发组织成自由职业社群。
面对摧毁就业的技术与实际工资下降，政策制定者以防御性措施应对，资金来源则是加税。
相反，应当鼓励对创业创新的投资，让初创企业成长壮大，唤起乐观情绪——这反而能拓宽创业机会的边界。
政策制定者押注选民对无差别公共支出补贴的偏好，久而久之，这些补贴演变成特权、偏袒与腐败，大幅拉低了政府支出的质量。
结果有目共睹：教育与科研的长期投入不断缩减，经常性支出持续上升。未来被当下牺牲了。
如果打破传统政策的惯性，释放出的公共资源就能让公共部门从防御转向进攻。
劳动者普遍对从人工智能中获益持悲观态度，只有少数人主动使用人工智能。
认为劳动者不太可能或完全不可能从人工智能中获益的受访者比例；数据来源：益普索/谷歌《人工智能与我们的生活》2025年调查，田野调查时间2025年9月22日至10月10日，样本量约21000名18岁以上成年人
近三个月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人群占比（16-74岁人群、16-24岁人群、55-74岁人群，2025年或最新数据）；数据来源：经合组织信息通信技术获取与使用数据库，2026年1月
在发达经济体，十分之一的岗位招聘要求至少具备一项人工智能相关技能。这不是预测，而是当下劳动力市场的真实写照。意大利在榜单中位列最末。
技能准备度指数：北欧国家在培养劳动者新兴技能方面领先
数据显示，意大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上空正乌云密布，预示着一场人工智能风暴即将来临，可能让半数入门级办公室岗位消失。
人们担忧会出现“全景式最高领袖”的角色：由人工智能算法监控劳动者的行为与生产率，劳动者沦为囚徒，被迫接受其管控，它的眼睛无所不见（pan意为全部，optic意为看见）。
自动化管控让工作变得压抑，通过海量数据与应用数学的精准追踪衡量人们的所作所为，却无视人类行为背后的动因——这需要本体论、语言学、心理学与社会学的视角。
经济、社会与文化转型之后，可能会伴随“大辞职潮”与“反工作运动”。
根据2024/2025年全球创业观察（GEM）报告，意大利的创业倾向与新企业活跃度在全球51个国家中排名第34位。
表现最差的领域仍是学校创业教育。此外，企业成长差距也十分显著：很多人创办了企业，却难以将其发展壮大。
指标说明：NUTS3层级地区，工业（NACE B-E类，不含建筑业）年均新增企业数，按每1万居民计算，取2021-2023年均值。白色标记代表欧盟中位数（每万人3.2家），橙色为低于中位数，绿色为高于中位数。
西欧内部的格局分化明显：
法国表现强劲且区域均衡：101个地区中有99个高于欧盟中位数，全国中位数为6.7家（是欧盟水平的两倍多），四分位距仅5.8至7.6，准入率高，区域差异小。
意大利大部分地区都低于中位数。
欧盟各地区新增工业企业分布：每1万居民新增数量，2021-2023年均值，NUTS3层级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轰然倒塌，也震碎了管理经济学大厦的金融侧翼。随着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破产，金融行业表现得像垃圾市场。
雷曼的陨落进一步证明：评判企业应当看其实际作为，而非其宣称的价值。
冲击波及整个经济体系，撼动了管理的主导地位，将创业推上了舞台中央。
数月后，2009年3月12日，《经济学人》刊发长篇文章，探讨新兴的创业型社会。
这家英国顶尖商业周刊写道，过去30年间，企业家的崛起不断加速，且不仅限于经济领域，更反映了从个人职业到社会契约的全方位深刻变革。
这一崛起标志着创业型社会的诞生，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是约瑟夫·熊彼特所颂扬的创新“风暴”——熊彼特因其开创性理论，被广泛誉为“创业之父”。
考夫曼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乔纳森·奥特曼斯在2012年5月21日的《创业政策对话》中写道：
平均而言，成立1年的企业每年能创造近100万个新岗位，而成立10年的企业仅能创造30万个。
但这一趋势可能被少数超级明星企业打破——它们攫取了越来越多的财富，进而拥有了影响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强大权力。
意大利培育创业精神，尤其是第一代创业精神，面临重大结构性障碍。历史上，该国更青睐代际传承的模式，企业继承人大多只具备管理文化。
意大利经济被“旋律式三声部卡农”所束缚。其主导的旋律式格局，应当让位于和声式格局。
旋律式卡农由政党、企业与媒体三方构成，三方之间持续爆发领导权之争。时不时会有一位指挥者作为现任领袖，其他人模仿其声音。
这套体系依赖理性的逻辑计算，却忽视了知识的悖论——知识会揭示计算无法捕捉的矛盾与真相。
排斥悖论，知识就沦为对所谓确定事实与数据的分类归档。常识会导致谬误，阻碍那些与计算带来的直观感知相悖的研究。一整套信念被整个群体不加批判地接受。
与之相反，和声式三声部卡农是一部多声部合奏：不同声部同时唱出各异的旋律，却和谐相融。声部之间反差强烈，却始终保持和谐。
它接受“知识是数据中的噪声”这一悖论，揭示不一致（本该吻合的两条信息出现偏差）与异常（不寻常的事件），挖掘此前不可见的深层真相。
由此形成的新视野，会颠覆塑造我们认知现实与行为方式的固有信念。
我们通过直接观察认识到，自然世界独立于我们的思维模式与感知而存在；数据必须经受知识转向的检验——这种转向与普遍观点、常识相悖，且超越二元逻辑——二元逻辑将所有复杂性简化为非此即彼的两种状态：1（真/激活）与0（假/未激活）。
在意大利，占据主导的是旋律式三声部卡农，而非和声式。
政治资本主义由政党管理公共支出获取的既得利益构成，缺乏创业文化。
执掌公共与准公共机构的政治资本家，主要依赖部委官员、大学教授与自由职业者，与新科学发现、技术创新引发的创业革命浪潮的挑战相去甚远。
要推动创业创新，必须加大新商业模式的试验力度。
在意大利，要提振消费与投资，需要让劳动者口袋里有更多钱。此外，这还能削弱众多利益集团的中介权力——这些集团被巨额公共支出的巨大引力所吸引。
同时，应当释放企业资源，支撑生产率提升与创新，还要扩大仍显薄弱的风险资本池，扶持有志创业者。
竞争的鞭策（尤其是在受官僚体系与行业协会掣肘的服务业），与减税的激励（配合扩大私人需求的措施），都能服务于这一目标。
在累进税制下，创业型经济受到公共监督，政客被认为比私营部门更懂投资决策。政府与政客合法掌控着公民的收入，便可以支配资金的使用方式。
这条政治资本主义道路的不良后果之一，就是就业变成了“盐柱”——因为它违背了政治资本家的指令：不去关注创新领域涌现的创业活动。
在意大利议会，要形成并稳定改革派的多数席位，至今仍是天方夜谭。
改革派不会干预市场机制，阻碍其正常运转，而是会成为多元思想、技能与经验的创业推动者。
但现实是，议会中寻租者的代表人数众多、权力极大。本该立法培育创新与变革型创业的参议员与众议员，从生活方式、动机、行为到职业经历，不仅远离竞争场域，甚至对其抱有敌意——因为竞争加剧会降低他们的收益。
他们是一股混合力量，由政治领袖、公共部门管理者与职员、大学教授与研究者、教师、法官、律师、医生、记者及其他自由职业者组成。这些人一旦进入议会，收入平均会暴涨50%以上，峰值接近175%。
从部委、大学课堂或律师事务所进入议会后，公共部门管理者、学者与律师会维持并强化既有的人脉网络。
国家与欧盟的官僚、行业协会与贸易组织的负责人及成员，与政治阶层共同构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他们与新兴的知识创业者群体格格不入，甚至本质上怀有敌意——知识创业者的计划与抱负，正被特权阶层享有的垄断租金所窒息。
知识革命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正在改变权力平衡与国际关系格局。
无论是在议会层面、国家层面，还是两者兼具，仅靠多数席位已不足以实现治理。
如果创新创业的收益，与垄断租金的代价之间，天平始终严重倒向后者，意大利便永远无法跟上变化的世界。
数据新闻是基于数值或统计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开展新闻报道的新闻分支。本报告中的多幅图表，此前已由多位数据记者在线发布。这些图表均提取自国内外官方机构的报告，并在其报告中正式发布。
特别感谢费代丽卡·内里尼（1995年生），经济记者、传播从业者。她拥有商业经济与管理学位，以及市场营销（路易斯大学）与金融方向的多个研究生学位。研究领域涵盖行为经济学、哲学与文学。
作为传播从业者，她在领英运营着一个经济与金融社群，成员包括全球数千名经济学家、研究者、企业家与学生。她的科学传播目标，是用通俗的语言阐释复杂的宏观经济概念，让更多人获取信息，实现知识普惠。
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中，自然资源消耗总量超过当年生态系统可再生资源总量的日期。过了这一天，当年就进入了“生态透支”状态，相当于提前消耗未来的资源。文中意大利2024年的超载日在5月15日，意味着全年剩余时间都在透支生态承载力。
渐进式创新 vs 颠覆性创新
市场势力（Market Power）
指企业影响产品价格、摆脱完全竞争约束的能力。市场势力越强，企业越能通过提价获取超额利润，同时压低工资、降低创新动力，最终导致生产率下滑、收入差距拉大。
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
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核心概念：创新的本质是用新技术、新企业、新模式淘汰旧的产业与生产方式，在“破坏”旧结构的同时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人才流失 vs 人才循环
第三部门 / 独立部门
寻租（Rent-seeking）
指不通过生产创新创造财富，而是通过权力、垄断、政策特权等方式瓜分现有财富、获取超额收益的行为。比如行业协会靠垄断地位获利、官僚靠审批权谋取利益，都属于寻租。
潜在GDP
指一个经济体在不引发通胀的前提下，所有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充分利用时能达到的最大产出水平，反映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无形资产投资
相对于厂房、设备、基建等“有形资产”，无形资产投资指对智力资本、软件、研发、教育培训、品牌、数据等没有实体形态的资产的投入，是知识经济时代增长的核心动力。
卡农（Canon）
原本是音乐术语，一种复调作曲形式：多个声部先后演奏同一段旋律，相互呼应模仿。文中用“旋律式卡农”比喻政党、企业、媒体三方争夺主导权、互相模仿的单一僵化格局；用“和声式卡农”比喻三方各有特色、多元共存的创新格局。
政治资本主义
指权力与资本深度绑定的经济体系：政治阶层通过掌控公共支出、监管规则分配利益，资本方通过依附政治权力获取特权，整体体系以维护既得利益为核心，缺乏创业与创新活力。
技能准备度指数
衡量一个国家/地区劳动者掌握新兴技能（如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的程度，反映劳动力对未来产业变革的适应能力。
【编者按：本篇为皮耶罗・福米卡教授的署名投稿文章。附件文件中表达的观点，以及其中引用、转载的数据、图表与外部资料，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不必然代表科睿研究院的机构观点。本院分享本篇内容，旨在促进学术交流、跨学科反思与开放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