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 6 月 13 日凌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打破了中东地区脆弱的战略宁静。这场代号为 “崛起之狮” 的行动以伊朗核设施、弹道导弹工厂和军事指挥中枢为目标，造成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等高级将领身亡，并导致伊朗宣布退出与美国的核谈判。

尽管以色列宣称行动旨在 “消除迫在眉睫的核威胁”，但此次袭击不仅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更可能成为新一轮全面冲突的导火索。

6 月 12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由美、英、法、德起草的决议，认定伊朗 “未履行核不扩散义务”，并要求其停止铀浓缩活动。这一决议被伊朗视为 “政治操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里指出，该决议暴露了西方国家对以色列核计划的 “双重标准”，并宣布将新建铀浓缩设施以回应压力。决议通过仅数小时后，以色列便以 “伊朗核计划威胁以色列生存” 为由发动袭击，行动时间的高度关联性引发外界对美以协同行动的猜测。

以色列军方透露，此次行动由数十架战机实施五轮空袭，目标包括纳坦兹铀浓缩设施、福尔多地下核工厂及核科学家住宅。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刻意避开了伊朗民用设施，显示出控制冲突烈度的意图。而美国则在袭击前数日开始撤离驻伊拉克、巴林等地的非必要人员，并通过官方渠道明确 “未参与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虽承认 “提前知晓以色列计划”，但强调 “美国和伊朗仍有达成协议的可能”，试图在施压与外交之间维持平衡。

当地时间2025年6月13日，伊朗德黑兰南部，一处据称是以色列袭击的地点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袭击发生后，伊朗迅速展开报复。6 月 14 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超过 200 枚导弹，包括 “法塔赫” 高超音速导弹和 “霍拉姆沙赫尔 - 4” 中远程弹道导弹，造成以色列 4 人死亡、200 余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誓言 “让以色列承受严厉惩罚”，并威胁将打击范围扩大至驻中东美军基地。

与此同时，上合组织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严重违反国际法”，并呼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核问题，而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中俄等国亦对以色列行为表示谴责，要求立即停火。

2018 年，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强力游说下，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奥巴马时期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重启对伊朗 “极限施压”。

这一决策被以色列前安全官员称为 “历史性错误”—— 伊朗不仅加速铀浓缩活动，将丰度提升至 60%（接近武器级），还秘密扩建地下核设施，其浓缩铀存量已足够制造数枚核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警告，伊朗核计划已进入 “难以逆转” 阶段，而以色列对福尔多等地下设施的打击效果有限，反而可能刺激伊朗加速突破阈值。

周六，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报复性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以色列对伊朗核计划核心及其武装力量发动了一系列猛烈袭击

以色列将伊朗视为 “头号生存威胁”，其强硬派势力长期主张以军事手段 “先发制人”。2025 年 3 月，极右翼政客本 - 格维尔重新出任国家安全部长，其所在的犹太力量党公开宣扬 “推翻伊朗政权”，并以退出执政联盟威胁内塔尼亚胡采取更强硬行动。

此外，以色列国内舆论渲染 “伊朗即将拥核”，甚至出现 “伊朗已秘密制造核武器” 的不实报道，进一步推动强硬派占据上风。这种 “危机叙事” 与以色列历史上针对伊拉克、叙利亚核设施的军事行动一脉相承，但其对手从 “地区中等国家” 升级为 “区域霸权竞争者”，风险系数呈指数级上升。

特朗普政府对伊政策始终在 “军事威慑” 与 “外交接触” 间摇摆。一方面，美国默许以色列的军事冒险，并通过制裁和情报共享为其提供支持；另一方面，特朗普试图恢复与伊朗的谈判，甚至计划于 6 月 15 日在阿曼举行第六轮对话。这种矛盾立场削弱了美国的外交信誉。

当地时间2025年6月14日，以色列特拉维夫南部，以色列应急人员检查一处被伊朗导弹击中的地点

伊朗认为，若没有美国的 “点头”，以色列不可能发动如此大规模袭击，而以色列则担忧美国为换取协议牺牲其安全利益。与此同时，上合组织等新兴力量介入中东事务，与传统西方主导的安全架构形成竞争，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秩序的碎片化。

伊朗通过支持胡塞武装、真主党等代理人构建 “抵抗轴心”，而以色列则依赖美国的军事和情报支持。此次冲突中，也门胡塞武装已誓言 “加大对红海航运的袭击”，以回应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而黎巴嫩真主党则在黎以边境频繁活动，威胁开辟 “第二战场”。

更令人担忧的是，伊朗可能通过网络攻击、暗杀等非对称手段报复以色列，例如此前针对以色列核设施的 “震网” 病毒攻击和核科学家暗杀事件。

中东地区承担着全球 30% 的石油出口，冲突升级可能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推高国际油价并加剧通胀压力。尽管伊朗尚未封锁海峡，但袭击发生后，国际油价已出现波动，而欧洲对伊朗石油的潜在依赖（如通过土耳其、伊拉克转运）可能迫使欧盟在制裁与能源安全间重新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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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红海航线因胡塞武装袭击已陷入混乱，约 90% 的集装箱船被迫绕行非洲好望角，特斯拉等企业已因供应链中断暂停生产，全球经济复苏面临新挑战。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政治化倾向（如 6 月 12 日决议的通过）严重损害其公信力，而伊朗宣布新建铀浓缩设施更可能引发 “核门槛国家” 效仿，动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的根基。

与此同时，上合组织等非西方国际组织在中东安全事务中话语权提升，与联合国安理会的 “瘫痪状态” 形成对比 —— 美国多次否决安理会停火决议，而联大紧急会议通过的决议对以色列缺乏约束力，多边主义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考验。

伊朗的报复行动将呈现 “多维度、渐进式” 特征。短期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色列本土为主，中期可能通过代理人扩大冲突范围，长期则可能加速核计划并强化区域盟友网络。

军事专家指出，伊朗的 “霍拉姆沙赫尔 - 4” 导弹可携带 2 吨弹头，射程达 2000 公里，其高超音速滑翔弹头具备突破以色列 “铁穹” 和美国 “萨德” 反导系统的能力，而 “法塔赫” 导弹则可精确打击预警雷达等关键节点，瘫痪敌方防空体系。此外，伊朗可能效仿 2020 年对驻伊拉克美军基地的报复行动，对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发动 “象征性打击”，以测试美国的介入底线。

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 “骑虎难下” 的局面。若停止行动，将被国内强硬派视为 “软弱”，甚至可能引发政府倒台；若扩大打击范围，则可能招致伊朗更猛烈的报复，甚至将美国拖入战争。

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 “骑虎难下” 的局面

历史经验表明，以色列对加沙、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常因过度自信导致 “目标失控”，例如 2006 年黎以战争中真主党的顽强抵抗迫使以色列提前撤军。此次若伊朗以 “导弹雨” 回应，以色列引以为傲的防空系统可能面临饱和攻击压力，而其本土的核设施、关键基础设施亦可能成为报复目标。

特朗普政府虽宣称 “避免卷入冲突”，但美军在中东的 3.5 万驻军及 30 余处基地使其难以完全置身事外。若伊朗对美军目标发动攻击，美国可能被迫采取 “有限反击”，例如空袭伊朗革命卫队设施或支持以色列扩大行动范围。

然而，美国国内政治现实（如 2024 年大选临近）和全球战略重心（如俄乌冲突、亚太竞争）限制了其介入深度，特朗普更可能通过外交渠道施压伊朗重返谈判桌。值得注意的是，伊朗虽退出第六轮核谈判，但未完全关闭对话窗口，其外交部发言人巴盖里强调 “谈判需以停止侵略为前提”，为后续斡旋留下空间。

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冒险是一场 “高风险、低收益” 的战略赌博。它既未能摧毁伊朗核计划的核心能力，反而激化了地区仇恨、破坏了外交进程，并将整个中东推向全面冲突的悬崖边缘。

未来局势的关键在于各方能否及时止损、以色列需克制进一步军事行动，避免触发伊朗 “全面报复”；美国应推动安理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停火决议，并重启与伊朗的实质性谈判；国际社会需强化对伊朗的人道援助与经济激励，以平衡制裁的破坏性影响。

历史的教训警示我们，军事手段永远无法真正解决核问题 —— 唯有通过对话与妥协重建互信，才能打破 “以暴制暴” 的恶性循环。在这个危机与转机并存的时刻，中东的命运不仅取决于大国的博弈，更系于各方是否愿意为和平付出必要的政治代价。